运用高频数据衡量订单驱动市场的买卖价差

基于高频交易数据,运用指令簿价差、隐含价差和交易价差三种6个指标,综合衡量沪市买卖价差。发现：交易价差的时序波动明显异于其他指标,指令簿加权价差显著大于其他价差指标,其衡量结果偏大,隐含价差指标相对为优;买卖价差存在显著的价格效应,在市场剧烈波动阶段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以相对买卖价差衡量的流动性在市场剧烈波动阶段好于市场平稳阶段。     

限价委托单簿特征影响股票价格变动的实证研究

论文用一个平行数据模型进一步研究了限价委托单簿状态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的规律,并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格朗日检验。通过把股票间的差异考虑在内,发现对于不同的个股,限价委托单簿的状态与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复杂的价格现象也许并不能用一个简单模型来进行描述,但是对整个中国股票市场进行描述,至少可以发现一些对大多数股票成立的普遍的规律。进而加深对限价委托单交易和电子撮合交易制度的认识,也为进一步改进市场微观结构,完善和发展中国的股票市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买卖价差估计与分解理论述评

买卖价差作为流动性的主要衡量指标,其估计与分解在Roll（1984）提出协方差模型后得到突破。Roll（1984）发现了股市交易价格变动的一阶负相关规律,并据此建立了仅考虑订单处理成本的买卖价差估计模型。随后,Glosten and Harris（1988）、Choi,Salandro and Shastri（1998）和Stoll（1989）等放松Roll（1984）的假设,并逐步引入了逆向选择成本和存货成本。Glosten and Harris（1988）提出的交易指示变量回归模型（tradeindicator model）,则利用交易方向变量对价格变动进行回归,来推导买卖价差及其构成部分。Huang andStoll（1997）建立的一般性模型则将以上两类模型统一起来。至此,形成了完整的买卖价差的估计与分解理论。本文梳理了买卖价差的估计与分解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脉络,指出了现有理论的局限以及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中国股票市场限价委托单簿特征的实证研究

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的研究是当前国际上金融研究中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并且随着电子撮合交易制度的发展,从委托单簿和委托单流特征出发的研究已经成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中国股票市场上的限价委托单簿进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特征和规律性,并与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从限价委托单簿这一崭新的角度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并藉以发现中国股票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研究从总量、交易量大小的影响和日内模式三个方面进行,并进一步对深度、价差和斜率、价格的离散度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股权结构对买卖价差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市场微观结构层面研究了买卖价差和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引入股权激励和B、H股因素,选取2006年至2010年上证180指数成分股作为研究标的。研究表明,公司内部人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了买卖价差,并且机构投资者的影响更大,股权转让会导致买卖价差上升。股权激励在长期中能够降低买卖价差,但是在牛市行情中作用不明显。发行B、H股产生的市场分割和信息非对称会提高A股的买卖价差。     

中国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的特征分析——买卖报价价差模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运用高频数据对我国深圳股票市场的买卖报价价差的变动模式进行实证分析 ,同时研究股票买卖报价价差的影响因素和成因 ,并建立和检验相应的模型 ,从而揭示我国股票市场的微观结构特征。     

日问数据计算买卖价差的两种方法之比较与应用

本文以高频交易数据构造的相对有效价差指标为基准,比较了两种使用日间数据计算的价差指标在衡量股票交易成本上的准确性,并将其应用于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中。研究发现,尽管两种日间数据构造的价差指标都不能准确测度股票交易成本,但Corwinand Schultz（2012）构造的高低价差指标却能很好地刻画股票交易成本的横截面特性,并明显优于Roll（1984）构造的Roll价差指标;应用于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结论。研究表明,在针对公司金融（含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中,高低价差指标可以作为股票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     

沪市封闭式基金流动性、买卖价差与市场深度分析——一个基于高频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Brockman and Chung（1999）使用的买卖价差分解技术，将价差分解成逆向选择成本、指令处理成本和指令持续性成本三部分，并运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5只封闭式基金2005年9月9日至2006年9月28日期间的高频交易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价差中逆向选择成本仅占27．36％，明显低于沪市股票市场（37．05％，见杨朝军等（2002）），沪市封闭式基金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沪市股票市场轻。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沪市封闭式基金的买卖价差对收益率波动率较为敏感，而以报价深度度量的市场深度则对价格的变动较为敏感。     

交易冲击下买卖报价的非对称调整模式研究

由于买卖报价共同分享股票有效价格,故两者是协整的时间序列,交易冲击后买卖报价在买卖价差的误差修正作用下逐渐回归到均衡水平。本文构建一个限制性VEC模型并利用中国股票市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交易冲击下买卖价差的修正作用显著,并通过买价的大幅增加和卖价的小幅降低来实现的。同时,交易冲击下的买卖报价是非对称调整的,主动性买使得买卖报价同时增加但买价增加得更多,而主动性卖导致买卖报价同时下调且买价调整幅度更大。另外,还发现买入往往比卖出包含更多的信息。     

首要城市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

为拟合京津冀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扩散与回流效应,利用2005-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8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以北京、天津为单核心或双核心的城市主导产业对外围城市关联产业以及高产值产业的扩散效应模型,分析得出3个结论：①首都对外围城市的回流效应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低端化,并制约首都高端制造业发挥扩散效应;②首都与区域内中小型城市发展差距大,使第二大城市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功能得到提高,并通过与首要城市的连结促进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城市产业发展;③回流效应影响主导产业向外关联性拓展,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仍需依托聚集经济,相同产业的大量集聚影响产业多样性,制约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此,建议通过提升外围城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加速主导产业升级以及强化第二大城市中介功能,提升城市间产业协作水平。     

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基于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都是企业提升竞争力和绩效的重要手段。以58家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对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商业模式创新只对企业营业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创新只对企业利润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补关系,二者的交互对企业绩效(营业收入增长、利润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对于企业特别是类似于在创业板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绩效的贡献是不同的,只有综合推进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并形成互补关系,确保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完全成功,才能全面提升企业绩效。     

CVC投资模式对大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公司风险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简称CVC）通常发生在技术变革快速、竞争激烈的行业。大公司利用CVC,可以获取新技术、开拓新市场、识别新机会和发展商业关系,在实现公司技术创新绩效战略目标的同时提升财务绩效。由于投资动机、组织者背景和机制等不同,在实践中形成的不同CVC投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大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基于CVC投资模式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作用,提出研究假设,并以CVC比较活跃的腾讯、阿里巴巴等12家上市公司2013-2018年参与的918个CVC投资事件为样本,采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就CVC投资模式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CVC投资模式对大公司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②联盟模式对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影响显著优于附属创投和委托投资模式;③大公司应结合自身资金、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相应的CVC投资模式。     

中国经济周期特征与财政政策效应——一个基于三部门RBC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构建中国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并对改革后的中国经济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考察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应问题。研究发现,在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中,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可以解释70%以上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中国经济波动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共同产物。此外,本文证实改革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中国垂直专业化比重动态的实证研究

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短短十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对主要贸易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比重也出现大幅度上升,并对中国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本文以Kai—Mu Yi的两国动态李嘉图垂直专业化模型所建立的垂直专业化与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基础,运用相对劳动成本,相对资本成本,关税和相对TFP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以计量分析的结果为基础,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际金融中心演进对国家福利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及其相应国家的大量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演进水平与东道国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业的发展会对东道固的居民收入水平、消赍水平和国家财政收入水平有显著为正的效应,而证券业的发展对东道固福利水平的效应不明显,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对降低东道国失业率也没有作用.     

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内在联系——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对外开放包括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两个维度,但是学者们一般将两者分开进行研究,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政策次序问题上。所以本文首先对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之间的联系渠道做了简单的理论分析,然后利用43个国家1982—2003年的数据建立了包含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两个变量的PVAR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动态联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的结果证实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开放对贸易开放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金融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国家而言,这些结论并不一致。     

石油与黄金产业价格联动关系研究

2002-2006年石油与黄金产业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根据格兰杰表示定理建立石油与黄金价格联动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来考察二者之间的长期关系和动态关系.本文认为石油价格和黄金价格上涨之间是单向的,从石油价格上涨到黄金价格上涨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长期稳定的,并没有随时间而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实时预报与短期预测——基于混频数据预测模型的实证研究

季度GDP的走势与波动不仅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支、企业的盈利和财务状况,甚至还会影响家庭和个人的收入与支出,是宏观经济总量预报、预测与分析的重中之重。传统的宏观经济总量预测模型是基于同频数据进行的,高频和超高频数据必需处理为低频数据,这不仅忽略了高频数据信息的变化,还影响了模型预报和预测的及时性,降低了模型的预测精度。本文将混合数据抽样模型(MIDAS)用于中国季度GDP的预报和预测,实证研究表明,出口是造成我国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MIDAS模型在中国宏观经济总量的短期预测方面具有精确性的比较优势,在实时预报方面具有显著的可行性和时效性。     

CoPS知识创造效果实证研究——个体、项目和企业层面

基于经典知识创造螺旋过程模型(SECI模型),提炼CoPS知识创造的6种模式,分别从个体、项目和企业3个层面分析知识创造效果。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方法验证了CoPS的6种知识创造模式与3个层次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表出化、知识反思内化、知识实践内化对个体绩效具有显著直接影响;项目绩效受知识社会化和知识系统化直接影响;组织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为知识联结化、知识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