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溯因:融资约束理论抑或委托代理理论

对于公司高额现金持有行为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委托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多角度考察与实证检验,发现高额现金持有公司具有盈利能力强、成长性好、股利支付少、高管持股低、代理成本小等诸多公司特征;通过融资约束分组检验发现,高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显著为正,融资约束使得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现金积累倾向与偏好。实证研究表明:与委托代理理论相比,融资约束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高额现金持有行为。     

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代理冲突与博弈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利用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从代理冲突和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各方在股利分配上存在政策博弈现象。博弈的结果表现为具有控股股东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具备再融资条件的公司比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第一大股东参与管理的程度越低,现金股利的支付率越高,但这一特征并不显著。同时,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少分现金股利的倾向。     

差异化战略下现金股利政策研究

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从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研究企业战略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并基于制度背景研究了产权性质和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战略差异会降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国有产权性质和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均削弱了企业战略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的负向影响。战略差异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降低了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从理论上来看,将战略理论与股利分配理论结合起来,拓展了战略理论在财务研究中的应用。从实践上来看,企业要结合自身战略选择制定现金股利政策,采用差异化战略的企业为缓解融资约束,应采用稳健的现金股利政策。     

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用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衡量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用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保护水平反映外部治理环境,构建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外部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外部治理环境越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越强、支付水平越高;外部治理环境可以明显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     

媒体关注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

随着中国证监会针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行为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行为成为广受热议的重点话题。本文从媒体关注视角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行为。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媒体关注的增多可以显著提高公司未来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2）媒体关注与“铁公鸡”公司、“微股利”公司的比例显著负相关;（3）与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媒体关注对民营控股公司未来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4）媒体关注对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更严重的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正向影响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还显示,媒体关注与现金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的正相关关系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分析师跟踪少的公司样本中更显著。以上结论说明媒体关注是除行政治理外,另外一种督促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重要机制。本文除了具有丰富媒体治理和股利政策两方面理论研究的贡献外,对监管机构规范资本市场股利支付行为和保护投资者权益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现金股利支付吗?——声誉理论抑或财务弹性理论

本文基于声誉理论和财务弹性理论分析了研发投入对企业现金股利支付两种可能的影响路径,并使用2012~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显示,企业研发投入与股利支付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较低的企业,由于声誉机制的作用,倾向于提高股利支付水平;而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的企业则倾向于支付较低的现金股利,以维持财务弹性,并且这种影响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半强制分红的政策约束,发现该政策提高了企业股利支付水平,但弱化了研发投入对股利支付的影响,这对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分红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权集中度视角下高管团队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现金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对盈利进行分配或留存用于再投资的决策问题,在公司经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了高管团队特征(规模、年龄、性别、学历背景)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团队的规模越大、平均年龄越大,企业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表明企业管理团队人数越多,年龄越大,越容易采用较高的股利支付率,而管理团队的平均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选择较低的现金股利分配率。说明更高学历的管理层认为,较低的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才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股利支付水平。男性管理层和女性管理者对企业支付现金股利的高低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股权越集中,管理者的特征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会被弱化。也就是说,股权集中度会显著削弱管理者特征对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该实证结果也印证了上市公司中代理问题的普遍存在。研究结果可为企业管理团队的合理配置提出可以借鉴的依据以及实证结果的支持。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现金股利决策

文章以2003-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宏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意愿和水平会明显下降;这种负面影响与公司风险承担能力、内部治理水平均相关,说明行为同时受风险预防动机和代理动机驱动.据此,文章认为,当外部贸易环境较不确定时,既要增强公司产业链上下游协调能力和提升企业家信心,也要加强外部监管、引导公司实施积极平稳的现金股利政策,进而提升资本市场活力和吸引力.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的动因与代理问题分析

公司股利政策体现了企业与外部股东、债权人及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中各利益主体的矛盾还相当突出。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现状的描述,深入分析了上市公司选择现金股利、股票股利及不分配股利等股利政策的动因。最后从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假设、融资渠道替换及股利政策优化模型的建立等方面,提出了如何从降低代理成本的角度选择股利政策的有效途径。     

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

本文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原因,得出了不同于国外研究的结论。在国外,股利政策是控制代理成本的一种工具,在中国现行股利政策恰好是代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产物。特殊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对股利的选择有重要影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存在以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上市公司对以股票股利留于上市公司的资金存在浪费现象,并非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规模对股利形式选择有重要影响。     

股利支付决策与迎合理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1993-2006年的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数据为样本,从迎合理论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股利决策行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针对现金股利支付决策的研究发现,市场股利溢价水平较高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支付股利;进一步,对股票股利决策的分析发现相似的结果,即股票股利溢价越高,上市公司支付股票股利意愿越强。本文的研究表明,迎合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另外,政策因素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有显著的影响。     

控制结构、法律保护与股利政策——对香港本地公司和内地A股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

控制结构和法律保护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均有影响。内地和香港两地的上市公司在股利政策方面存在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多数制衡控制结构的公司股利支付水平较高;香港本地公司股利支付水平显著地高于内地A股公司,红筹股和H股公司股利支付水平介于香港本地公司和A股公司之间;在各种控制结构下,香港本地公司股利支付水平高于内地上市公司。香港市场上中资公司在股利政策方面同时受到两地因素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研究

股利政策一直是财务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企业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及其经济后果。以2009—2020年在沪、深两市上市交易的所有A股公司为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减弱、力度降低，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现金股利分配，且该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宏观经济状况和企业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起调节作用；风险应对及融资约束因素构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环境中企业选择保守股利政策的内在逻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缩减现金股利支付的行为有助于平滑现金流波动并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对企业价值具有积极正面影响。本文为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提供了全新视角，同时为企业决策以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参考。     

财政分权、利益输送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2000～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显著正相关。表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在财政分权程度越低的地区这种影响越大。此外,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上市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越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越有可能存在。本文的研究表明,要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除了要完善对大股东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还需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制度,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真正实现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使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成为缓解代理冲突与传递公司信号的工具。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环境不确定性、财务柔性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

传统的现金股利研究文献主要从代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将现金股利决策视为独立于公司融资与投资的决策行为,重点在于考察股利分配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本文以财务柔性为视角,以金融危机环境为背景,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对环境不确定性、财务柔性及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了有益结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 ——基于异质型机构投资者的调节效应检验

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尚不完善,重融资、轻回报现象严重。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降低了现金股利支付意愿与支付率,但提高了股票股利支付意愿与支付率。进一步地,在将机构投资者分为压力抵制型和压力敏感型之后,检验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影响股利政策中起到不同的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资本市场监管、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借鉴。     

股利政策与现金流动的不确定性

尽管有一些调查研究提出股利政策中的现金流不确定的重要性，但是其重要性的受关注程度仍然很低。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2009年-2010年深市和沪市数据为研究对泵，证明了现金流不确定是研究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现金流不确定性对现金股利政策有重要的影响，不确定越太，公司越倾向于不支付现金股利和支付更少量的数额。     

企业社会责任、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

本文选择我国2008-2016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企业其更倾向于派发或连续派发现金股利,并且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接下来本文对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发放现金股利通过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抑制代理问题,缓解了自由现金流富余的企业的过度投资,连续派现向市场传递出的积极信号为企业带来新的融资,缓解了自由现金流紧缺的企业的投资不足。最后,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现金股利与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中发挥了何种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增加现金股利的发放,进而可以显著提高现金股利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倾向于连续派现,从而提高了现金股利对投资不足的缓解程度。     

公司股利政策和基金投资行为

2005-2009年期间有基金持有的股票现金股利水平显著高于没有基金持有的股票,并且基金持股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论证,投资基金根据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作出投资决策是这种正相关关系形成的原因。首先,代理理论认为,股利政策相当于是协调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代理关系的一种约束机制,股东是偏好现金股利的。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持有某个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越高,就越可能以大股东的身份对公司的股利政策产生影响;而另一方面,基于MM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