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进口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机理及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促进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理论假设,运用2001~2014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机理与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进口贸易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且工业机器人进口与制造业吸收能力存在交互作用;不同工业机器人及制造业分类的影响效果具有显著差异性。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背景下,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需注重工业机器人的进口与消化吸收,不断拓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3—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制造业就业总量存在显著的负影响,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提升1单位将导致制造业就业总量下降3.35个百分点。针对影响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西部地区有显著的负影响,对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制造业细分行业、低技能劳动者和男、女劳动者就业均存在普遍的负影响,对高技能劳动者就业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深入研究后发现,工业机器人替代不是导致制造业就业下降的根本原因,而是对制造业就业岗位的补充与延伸。政府在制定针对智能制造的产业政策时,应根据地方制造业劳动供给与企业生产需求进行灵活安排。     

广东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的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力指数,以广东省制造业内资企业、外资企业2002~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测算并分析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内外资制造业TFP均提高,内资部门的TFP增长速度更快,主要原因是技术水平的提高。说明广东通过引进外资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与资源误置

最新的研究表明,资源误置是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本文使用1999～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采取解决了联立性和样本选择问题的OP方法计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分析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离散程度和对其进行分解,我们刻画了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严重程度,发现国有企业是资源误置的主要因素,行业内部的资源重置效应近似于0,进入和退出效应没有发挥作用。此外,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资源误置程度越低,并且不同地区的资源误置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明显的收敛趋势。     

数字经济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和提升研究

数字经济是中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变强的必由路径.装备制造业作为工业之母,其数字经济水平是工业技术进步上台阶的重要保障.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收集了2005—2018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及6个细分行业的数据资料,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分解项技术进步的提升效果要大于技术效率.最后从数字经济视角针对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给出了对策建议.     

进口种类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贸易品种类增长的福利内涵和Feenstra(1994)开发的测度进口种类变化的技术方法,利用CEPII的BACI数据库1995~2005年HS-6位数微观国际贸易数据,从种类变化的角度考察了进口贸易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精确机制。我们发现,进口种类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大部分上游行业进口种类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水平效应),而大部分行业自身进口种类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直接竞争效应)。两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取决于进口来源国和行业的技术水平。     

广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0-2007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测算了广东制造业各行业在2000-2007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然后又测算了不同所有制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表明,广东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增长来源主要是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变化不大;在不同所有制下,技术效率的差异仍不是很大,技术进步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型企业的全要素增长率变化,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明显,但是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却在平均水平以下。     

基于第四次产业转移的中国制造业发展之路探析

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已经来临,中国的制造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正当世界发达经济体重振制造业的时刻,我们更不能对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困境熟视无睹。发展中国制造业需要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更需制造企业强化内功,通过产业升级,实现新跨越。     

Import Competition, Productivity, and Restructuring in UK Manufacturing

We discuss the literature on the importance of entry and exitfor raising productivity growth. Using micro data for the UKfor a period from 1980 to 2000, we find that the share of productivitygrowth accounted for by entry and exit has increased considerably:from around 25 per cent in the 1980s to around 50 per cent inthe 1990s. We then ask to what extent increased globalization—measuredas sectoral import penetration—might have explained thisand find effects from both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

本文从人均生产量、值的角度，对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生产和生产力的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初步探讨。全文共分五个小节：第一小节着重对抗日战争爆发前四年和战争结束后一年的工业生产力进行全面的比较。以次三节分别对东北(伪满)、华北华中(战时沦陷区)和西南(战时大后方)三个地区的工业生产力，进行初步测算和估计。最后一小节附带叙述抗战结束后内战三年中工业生产力的普遍式微。整个战争的影响，直到今日，仍构成沉重的历史负担。就作者所知，这方面的研究，过去涉猎者不多。希望通过本文的发表，能够引起批评、讨论和学术界的关注。同时，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当前我国工业生产力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统希方家指正。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服务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与收敛性分析

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从行业、时期和地区三个角度分析了2000—2016年我国服务型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异质性,并对其变化趋势进行了收敛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服务型制造业总体TFP呈增长趋势,2008年之前高速增长,2008年之后呈明显放缓趋势;TFP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上升幅度有限;TFP增长在细分行业和地区间呈明显异质性;行业间存在收敛,行业内均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收敛速度最快;东、中、西各地区TFP增长存在显著的收敛和绝对收敛现象,中西部收敛速度快于东部,呈现"俱乐部收敛"趋势。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Offshore Outsourcing: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Using the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 the present paper measures the productivity spillover effects of offshore outsourcing in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 examine different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by dividing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o five major categories: capital‐intensive business, technological‐intensive business, labor‐intensive business, open business and non‐open bus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ffshore outsourcing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oductivity in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 whole, but less so in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more in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Moreover, the positive impact of outsourcing on productivity is slightly higher in open industries than in non‐open industries. These results shed light on the differen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offshore outsourcing on productivity.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outsourcing structure is important to China's long‐run competitive advantage. China's policy‐makers should encourage further offshore 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activities and focus more on outward‐oriented offshore businesses.     

房价、土地供给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房价和土地供给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对2009—2017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房价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东部促进效果最大,西部的影响作用最小;在全国范围内,土地供给增加阻碍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但统计上不显著,划分区域后作用显著,东部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升级,中、西部不利于制造业结构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两者之间的交互项对制造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不同地区结果有差异,东部的交互项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中、西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