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多维贫困指数包括了反映环境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要指标。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及其衡量方法研究

按照传统福利理论,收入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福利水平的标准。由此,传统贫困概念将贫困视为物质资源和收入匮乏。用收入或资源占有量来衡量评价个人福利和贫困状况的传统思路存在着缺陷,它没有显示贫困的非收入因素与贫困的动态性。以能力评价个人福利的新思路从基本层面突破了传统福利理论的局限,开辟出一个新的认识空间文章在理解“能力”这一概念框架下探讨了贫困的内涵及衡量。     

精准扶贫视角下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瞄准性比较

本文以国家卫计委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收入贫困和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对农民工的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从多个角度对测度识别结果开展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测度识别方法在贫困瞄准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收入贫困的瞄准性存在局限,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贫困的全貌和内涵,多维贫困识别能够弥补单维收入贫困识别瞄准性不强的短板,如果将收入维度纳入多维贫困识别矩阵,则能够显著提升多维贫困识别的覆盖率并降低对收入贫困的漏出率。因此,在中国现阶段的扶贫实践中,精准扶贫效率的提升要求我们要充分运用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方法,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增强对贫困发生维度的瞄准性,有效提升精准扶贫效率。     

经济新常态下浙江省支出型贫困救助策略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社会发展矛盾和问题集中显露,中低收入人群陷入贫困的风险加大,在绝对贫困减轻的现状下,支出型贫困凸显,社会救助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并亟待转型升级.本文从支出型贫困政策扶持、救助金额和救助群体三个方面对浙江省支出型贫困救助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探究支出型贫困救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以缓解救助意识不强、救助对象识别不精准、救助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本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本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总量贫困测度研究述评

该文系统地评述过去一百年来有关总量贫困测度的研究,目的在于总结贫困测度方法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理论成果,为中国的贫困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贫困测度和多维度的贫困测度,分析了各种贫困指数的构造、优缺点和适用性.文章最后探讨了总量贫困测度几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了中国如何构建和选择科学合理的贫困指数问题.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回顾、问题及政策选择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为保障城市贫困人群的基本生活设立的一项重要社会救助制度,历经二十年的发展,已经硕果累累,在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目前我国城市低保制度还是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对象识别不够准确,保障标准偏低且缺乏弹性,财政投入不合理,低保管理中退出机制不完善、管理队伍不专业、管理部门权力受限,等等。为此,必须规范低保申请人资格审核制度、科学设计城市低保标准、完善低保资金筹集机制、积极推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群就业、完善低保管理工作能力建设。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测度与异质性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远低于非贫困家庭，就业稳定性差、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社会支持不足等是造成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低的主要原因。家庭发展能力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赡养型相对贫困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最弱，生产型相对贫困家庭的凝聚能力最弱；东中西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发展能力与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最弱，东部地区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虽然在人力资本、社会保险参与率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其家庭凝聚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有待提升。基于此，建议拓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就业渠道，增强就业稳定性，以赡养型家庭为着力点加大对农村老年相对贫困群体的政策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构建文明和谐的家庭关系。     

什么样的农户更容易贫困——家庭结构视角下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研究

文章以全国191个贫困村3101户家庭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修正的FGT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不同类型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并使用Logit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类型与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当前建档立卡的识别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和错漏。从家庭结构的特征来看,家庭结构为单身或夫妇、单亲与孩子、四代同堂的农户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不同子女数量的二代家庭的多维贫困差异并不明显,子女数量并不必然导致家庭陷入多维贫困。此外,不同类型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标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此需要提供基于家庭结构差异的多元化识别和帮扶措施。     

社会变迁与边缘化人群的能力再造

我国正在经历重大社会转型,社会变迁形成了很多边缘化人群.如因工程建设而形成的大量非自愿移民,这些受到直接冲击的人群和其他受到重大经济社会政策影响的人群如下岗职工,他们都经历着直接的职业、环境等多方位的改变.并承受着因为社会政策和外来力量的介入导致的失业、贫困等问题.本文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变迁通过影响正规和非正规人力资本失效,致使移民人群能力受损,进而导致介入型贫困.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边缘化人群的能力再造问题,实现从人力资本投资到能力建设的转变.     

基于模糊集方法的贫困识别模型构建

目前我国对贫困进行区别的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贫困线,低于该线即被划分为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国家的众多扶贫资金,但是对于贫困线上的"边缘群体"来说,生活仍然很贫困,却由于收入高于贫困线一点而与国家扶贫政策无缘。面对这种"一刀切"的不足,文章采用模糊集方法构建了一个多维模糊贫困指数来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效识别并确定其贫困程度,将贫困人口分为高度贫困、中度贫困和轻度贫困三个层次,以便根据其不同的贫困程度采用不同的扶贫力度。     

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策略研究

相对贫困识别是新时期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要求，基于多维贫困指数MPI的计算框架，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五个维度遴选指标，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赋权方法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计算模型，并对环京津地区河北省所属的71个县域2012—2021年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了计算，并以各维度中位数的60%作为相对贫困的判别标准，对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的相对贫困进行了识别；采用指标贡献度方法对2012—2021年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的致贫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依此给出了环京津地区县级尺度相对贫困的治理策略。     

我国农村反贫困路径选择的演变分析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反贫困历史,大致经历计划经济反贫、反贫摸索、反贫探索、扶贫攻坚、巩固温饱成果、全面提升发展能力六个时期;围绕救济式反贫到开发式反贫再到能力扶贫这一主线进行演变;同时遵循从输血到外部造血再到内部造血的动态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反贫目标更加明确,反贫对象更加精准,反贫模式更加科学,反贫措施更加系统。新时期,要以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发展能力为反贫目标,采取救济式反贫、开发式反贫、能力扶贫相结合的综合反贫模式,采取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相结合的多维识别标准,精准识别出具体贫困农户,并根据贫困农户的不同状况和特点,采取差别化的反贫措施。     

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50个贫困县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的新阶段,以单一指标衡量贫困的方式已不合时宜,采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贵州省5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产、财政金融、居民收入、生活与健康及教育5个主维度、16项指标出发,对其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考察各维度贫困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分析该地区在2006~2013年多维贫困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的贫困县标准未能准确反映各县的真实贫困程度,可能导致对贫困县的判定出现误差;而多维度贫困测度法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精确瞄准致贫原因。2006~2013年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虽有缓和,但改善程度有限,甚至个别维度贫困状况呈上升态势。可见,适应精准扶贫要求,应推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广泛应用,并基于此构建"普惠——精准"的均衡脱贫攻坚政策,实现精准扶贫绩效的多维度评价。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措施

一、加大扶贫力度,提高农村贫困人群的食品获得能力。首先,加大对异地扶贫投入。对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居民,应采取异地迁移方式,改善其生存环境,提高其生产和生活能力,以达到获得足够食品需求的能力。其次,充分发挥财政在扶贫中的经济杠杆作用。采取财政担保和贴     

宏观经济政策与消除长期贫困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贫困的成因源自收入的差别,贫困人群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贫困者,长期贫困是指脱贫难、返贫率高的人群,它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的缺乏和贫困特征的跨代传导。该文提出: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相应的经济政策,都和消除长期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影响长期贫困的宏观政策中,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又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制定和执行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处理好经济稳定与减贫目标、经济增长和消除不平等、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公共支出和治理能力、增加收入和可持续生计、增加收入和增加资产之间的协调。进而,提出了中国消除长期贫困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环境发展与扶贫有机结合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中英合作"云南环境发展与扶贫项目"的启示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贫困人群的生活状况如食物安全、健康、创收能力、能源保障和居住条件等方面与其生存环境密切相关。为了生计，贫困人群直接依赖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要使贫困人口生计得到持续的改善、从根本上脱贫，解决环境问题．帮助其提高脱贫能力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