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区域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变化、成因及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原则,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被认可。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投资大国,具备了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实践基础,而全球投资治理的碎片化状态则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空间。《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的通过为全球投资治理建立了指引框架,RCEP、CAI和CPTPP三个大型区域IIAs体现了未来国际投资规则趋势。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即为:一方面,对接RCEP、CAI和CPTPP等投资协定,持续推动投资自由化,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国内投资治理;另一方面,将国内投资治理形成的经验转化为符合全球规则的投资争端解决预防、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机制,通过区域合作平台形成共享经验,推动全球投资治理逐步完善。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国际金融治理的新趋向——中国参与G20机制的改革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使得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在治理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制安排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依据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参与到G20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推动其逐步由短期应急转向长期治理,被动反应转向主动决策的机制化和功能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其在促进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主导作用。     

G20全球经济治理与穆斯林世界——印尼视域下的国际关系基础

作为二十国集团中的穆斯林世界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以及全球人口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是穆斯林世界和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新兴经济体,本文系统阐述印尼在G20中的作用、立场和利益诉求,着重分析印尼视域下的二十国集团国际关系基础,将为G20机制化建设及中国的G20战略制定提供有益启示和可行性论证参考。     

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对始于1975年以七国集团(G7)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由于传统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失灵,已经运转了十年的二十国集团(G20)从部长级会议正式提升为首脑级会议,并且在两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五次首脑峰会,开创了既有国际机制的先例。在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被正式制度化,并被提升为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最主要的制度平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发生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重大转变。此次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变迁的原因在于国际经济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传统机制的失灵。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模式,二十国集团适应了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而且在节约制度建设成本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正因如此,二十国集团取代了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最核心的机制,进而实现了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     

全球传播治理:国际传播由“制”到“治”的范式转换

在国际传播演化为全球传播、传统国际传播管理控制面临诸多挑战的新形势下 ,本文提出了“全球传播治理”概念 ,指出国际传播控制由“制”到“治”是大势所趋。全球传播治理的思路摆脱了以前在讨论国际传播管理和控制问题时纠缠于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间的复杂关系 ,适应了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现实问题的要求。从传统的国际传播控制到全球传播治理 ,实际上是国际传播管理控制的一种“范式转换” :传统的国际传播管理体制、手段已不能适应全球传播的新环境 ,简单地“封”、“堵”、“卡”、“压”已经不再奏效 ,国际间合作、协商、互利互惠成为主流。这种过渡也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 :从参与的主体来看 ,承担全球传播治理任务的既有政府组织 ,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等其他的主体 ;从治理内容上看 ,于侧重意识形态、保护民族文化之外 ,又加入了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保护知识产权等新内容 ;从范围上说 ,它已经不限于领土范围内 ,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 ,以建立有利于完成国内社会控制目的的国际传播环境。     

G20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

G20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全球治理平台,对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主要体现在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等三个当面。中国应积极利用G20全球治理平台,在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增强引领规则制定的能力;注重人才梯队培养,加强国际经贸人才队伍建设。     

“到中国考察招商”——聚焦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第十二届9·8投洽会上的种种信息显示,中国正在成为受世界欢迎的投资来源地之一。本届投洽会在参与人数、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创下诸多历史纪录,反映出其正在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投资促进平台。     

亚洲国家应善用G20平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从根本上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已经无法应对过去几十年中快速全球化过程出现的新挑战,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复杂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需要。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不断增加。如果这个趋势不变,到2035年美国之外的美元外汇储备与美国GDP之比将由当前的不到50%上升至700%。第二,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美元资产上,尤其是对美国国债的需求。由此美国     

Glob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It is widely argued that a country’s economic performance over time is determined to a great extent by its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environment. We refer to thes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s the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of a country. We utilize newly developed indice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on bot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 and outflows for a broad sample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over 1995–97. In addition, we examine the role of other forms of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human capital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clearly indicate that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both FDI inflows and outflows. Investments in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not only attract capital, but also creat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domestic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merge and invest abroad. It would appear that investments in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re subject to diminishing returns, so that the benefits, in terms of inflows, are most pronounced for smaller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贸易开放、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基于“Krueger-Bhagwati”范式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取以制度分析为基础的"Krueger—Bhagwati"范式作为理论依托,以Dollar系数作为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对1953~2004年中国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消除国内市场价格扭曲,减少非生产性寻利行为,提高了投资效率。同时,中国的确存在出口导向型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为满足国外部门需求而挤压国内消费,容易产生经济波动。因此,对进出口采取一致激励的中性贸易体制是现阶段更为理想的体制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了巨大威胁,也使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创,在全球多领域产生了全方位链式影响,凸显了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此次疫情过程中反应迟缓、部分失灵、治理成效有限。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际机制等应对不足、效果不彰。大国领导、大国协调与合作难度加大,未能体现领导作用。各国需要反思如何来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更好地确保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各国还需维护和稳定当前的世界秩序,在公共卫生领域形成一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对国际治理制度的更新、补充和替代,加大大国协调与合作力度,加强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赋权和赋能,提升其权威性和行动力,强化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和制度建设,增补新的制度安排,在全球层面结成理念共同体、制度共同体、政策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只有这样,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公共卫生挑战,确保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共同发展繁荣。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中国对外投资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如何将20年来吸收外资的巨大成果与中国海外投资起步相结合,如何将外商直接投资转化为中国竞争力和对外投资的能力,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对外投资战略提出的背景、必要性、可行性及特点,提出中国应在吸收外资的基础上,进入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的新阶段,培育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主动参与全球化竞争。     

金融危机下的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平衡

本文从全球经济失衡到金融危机产生再到失衡调整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可持续的基础在于,美国金融体系的高度发达和实体经济中高收益行业的存在。而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经济失衡的调整将不可避免。从性质上看,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居民过度消费以及外部经济失衡纠偏调整的表现形式。同时,金融危机的发生并没有改变当前的国际金融格局,在缺乏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全球经济的增长必将进入一个高波动低水平的增长阶段,此时任何指标反映的经济复苏都缺少创新的基础。     

关于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提案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实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民营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投资额不断增长,大项目不断增多,投资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已成为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