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学前教育发展的城乡差异分析

文章以2014年河北省学前教育发展数据为基础,对河北省学前教育发展的城乡差异做实证分析。介绍了河北省学前教育发展的城乡差异现状,选取入园率、师生比、公办在编教师占比、教育部门办园占比四项指标,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河北省各市的城乡学前教育发展情况做出综合评价,进而提出统筹幼儿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全面二孩”政策下兰州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解全面二孩政策下兰州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文章以兰州市已育一孩的育龄妇女(18～49岁)为研究对象,采用卡方检验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兰州市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7个,不同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已婚年限、家庭类型、一孩年龄、子女主要照料者的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对现有子女数满意度相对较高。夫妇共同意愿、一孩孤独感、国家政策支持成为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育龄妇女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主要有孩子没人照顾、家庭经济压力太大、优生优育的思想、工作压力大。     

“全面二孩”政策下包头市女性就业现状分析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包头市70、80、90后女性的调查,了解包头市女性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就业现状及二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分析不同年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并对女性就业提出若干建议。     

“三孩”政策背景下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位需求预测

本文在Leslie矩阵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两阶段假设义务教育阶段学位预测模型,降低了预测数据的获取难度,提高了可预测频率和预测精度。在考虑到“三孩”政策影响的基础上,使用北京市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21—2035年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位需求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结果显示,从2021—2035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位需求呈倒U型,202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逐步下降。峰值年份将达到153.5万人,与2020年已提供的学位相比,缺口为20.9万人。“三孩”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学位需求的影响有限,无法改变2028年时学位需求的下降趋势。本文在国内首次使用不同年份数据对预测进行误差分析,并且预测结果在4年内误差绝对值均在2.9%以内。面对学位需求的波动性及不同教育阶段承压时间段不同,应以“改扩建为主,适当新建”为原则,探索构建弹性学位供给教育体系。     

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融园模式”探析

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幼儿教育工作能力是学前教育专业建设永恒的主题。"走园模式"、"驻园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提出"融园模式",将学前教育与幼儿园融为一体,学前教育不只走进幼儿园、驻扎幼儿园,还要把幼儿园的教师和小朋友一起请进高等学校,实现双向互动。     

如何破解“全面二孩”时代下女性生育困境

“全面二孩”时代下,我国老龄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上年有所提高,但是取得的效果较为有限.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法以及根据网络调查结果进行阐述分析,针对女性生育困境,提出建议:国家方面需要加强资金支持,加强政策支持,完善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加大医疗支持,特别是在人力和物力上给予生育上的支持.     

“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经济的拉动作用分析

为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经济的拉动作用,采用队列要素法预测了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和不实施“全面二胎”政策情况下辽宁的人口数量及结构,通过两种人口方案的预测结果对比具体分析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经济的拉动作用.针对结果,还提出了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政策措施.     

“全面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下女性劳动权益保护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三孩”的转变,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但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无疑面对着更加严峻的歧视现象,育龄女性平等就业权受到损害。为进一步保护女性劳动权益,基于立法与司法现状,从配套法律制度、司法救济机制、劳动监察三方面存在的缺陷入手,提出制定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完善女性劳动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在执法中加强对女性就业平等权的监督、完善女性生育保障制度的权益保护建议,以期切实保障育龄女性群体的劳动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省际人口分布时空演变

"全面二孩"的实施,不但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并且将对我国未来人口规模及空间分布产生深刻影响。文章运用队列要素算法对全面二孩放开后我国总人口及省际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并基于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的角度研究了全面二孩背景下我国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变。结果表明:全面二孩的放开能够有效延缓我国总人口的缩减趋势,全面二孩实施前后我国区域人口空间密度都保持了东部最高、中部次、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特征;全面二孩的放开将提高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人口密度,深化我国人口东南稠密、西北稀疏的格局;根据省际人口变化强度,将我国划分为人口高度活跃区、中度活跃区、低度活跃区和人口平稳区。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以延缓老龄化趋势、缓解劳动力短缺、优化人口结构为目的,是政府在国内人口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符合社会需求的政策调整,然而政策调整的效果还有待考量.因而本文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利用Leslie人口模型和灰色模型,分别对政策不变以及"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中国人口情况进行预测,将政策实施前后的人口指标进行对比,最后得到"全面二孩"政策对人口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帮助中国走出目前的人口困境,短期内还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冲击的结论.     

“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增人口测算方法及监测系统构建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需要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测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新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准备,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调查

本文基于湖北省4 661个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对已有一孩的城镇居民家庭二孩的生育意愿进行了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在二孩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比重达到61.4%,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经济压力、少生优生观念和时间压力等方面;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以上城镇居民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妻子的年龄、学历、职业、一孩的年龄及夫妻二人的迁移经历等都是影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不愿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单独二孩”政策将释放多少生育潜能?

2014年"单独"政策放开时,湖北省累积的"单独"家庭测算总数为62.94万个。依据政策执行后的情况以及专题调研的数据推算,政策调整之后,从中释放的新增人口总计可达19.6万人,即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将占累积"单独"家庭总量的31.15%,并在2015²017年形成生育小高峰。由于政策不变时的人口和生育基数不同,"单独"政策效果在城市中将更为明显。"单独"家庭的生育意愿,无论是在生育数量上还是在生育时间方面,都将有一定的变动空间,但是城乡居民生育水平不会出现大幅度上升。     

“二期行动计划”对农村学前教育投入的影响——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的政策评估

本文首先通过泰尔指数对学前教育“二期行动计划”的政策效果做出初步估计,并进一步利用2012—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非农村”部门作为“农村”部门的对照组,采用基于固定效应的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二期行动计划”对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在实施了“二期行动计划”之后,农村地区学前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约14.1%、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支出增长约14.7%,换算成2012年货币价格分别约为729.41元和542.09元,政策效果经得起稳健性检验且具有持续性;“二期行动计划”对农村学前教育投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影响上,对东部农村地区影响较小。总体而言,“二期行动计划”实质上提升了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缩小了城乡学前教育投入差距,但仍存在经费投入水平不足等问题,在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背景下,农村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仍面临巨大挑战。     

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十二五”时期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需求不断攀升,但是消费率却在不断下滑,扩大消费需求成为我国扩大内需,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我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是在投资过剩的背景下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不合理,预防性动机所导致的流动性偏好则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应实行供给管理政策,促进生产创新、实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规模减税。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土地需求调控政策研究

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综合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土地需求的各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土地需求调控政策。研究表明:在土地供给总量一定的情况下,适当提高用地成本,使土地集约利用成为用地者的理性选择,进而实现土地节约利用,减少土地利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是"两型社会"建设目标下土地资源管理的核心任务。土地需求调控的具体政策手段有:①地价政策,即普遍实行土地出让最低限价政策,进一步扩大土地"招拍挂"出让范围;②税收政策,包括适当提高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开征土地闲置税和土地财产税,强化土地增值税的征管;③信贷政策,即通过金融信贷机构严格对房地产开发商进行信用等级和贷款条件审查,限制信贷额度,降低土地开发投资的信贷风险。同时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严格限制人均用地标准,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强化对划拨用地的利用管理,严格贯彻土地管理法律政策等方面完善土地需求调控的配套措施。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主力”缘何有名无实——基于千余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

"全面两孩"政策施行3年后,35岁以上(含35岁)的大龄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潜力得到大部分释放,生育二孩的任务理应落在25～34岁的"生育主力"(1)上,然而通过问卷调查和分年龄段的数据分析,发现"生育主力"只不过是理想中的称谓,这一人群是事实上的工作主力。对她们来说,"要二孩"与"要工作"的矛盾十分突出,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也更加明显,生育二孩会显著影响她们的工作岗位、工作质量和收入水平。要想使她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育主力",必须对"全面两孩"政策的配套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系统性完善。     

“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影响

通过建立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体系,测度人口结构指数和产业结构指数,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依赖性与协调性,从"二孩政策"的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二孩政策"对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00—2017年我国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水平地区差异较大,北京、上海、和天津的整体水平较高,其他地区还处在偏低的水平。②2000—2017年,我国东部地区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处于中等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地区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西部地区的协调程度比中部地区低。③2000—2015年东中西部耦合协调度缓慢上升,但从2016年开始有所下降,区域差异较大,2017年贵州和广西处于濒临协调状态,有20个省域属于勉强协调状态。④"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都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即降低了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但西部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小。⑤可因地制宜调整生育政策以改善区域人口结构,注重区域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均衡发展。促进生育政策与产业政策配套衔接有利于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同时,考虑是否实施"全面三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