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一系列城镇化发展目标,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以及科技创新五个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对河北省11个地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     

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2007-201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质量、新型城镇化效率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社会服务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对新型城镇化效率、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均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此外,生产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升中部的新型城镇化效率,对东部和西部的新型城镇化有促进作用.社会服务性支出比重扩大对西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影响为负,对东部和中部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消费性支出比重扩大不利于提高东部和中部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因此,要明确地方公共财政支持重点,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的边界与权限,加强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结构管理,促进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发展质量及影响因素分析——“创新驱动”视角下的研究

文章基于"创新驱动"视角出发,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大层面构建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上海、江苏和浙江三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质量。同时对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创新驱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构建VAR模型和协整检验,揭示创新驱动影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创新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影响的路径分析——基于江浙沪数据的研究

文章依据2000—2014年江浙沪三个地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通过"创新驱动"因素对江浙沪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影响路径分析发现,制度和管理创新对两省一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总影响最大,且其通过对其他"创新驱动"因素(如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机构创新)的影响,间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间接影响大于其直接影响;而机构创新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促进江浙沪三地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四大"创新驱动"因素均对两省一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产生直接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国新型城镇化形势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引导我国各地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参照国家城调总队所构建的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1项测度指标,构建了衡量我国新型城镇化形势下的城镇化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为验证其合理性,基于Eviews6.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省市2011年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测度研究。并得出,我国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主要集中在良、中这两个等级,其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趋势。从研究结果来看,所构建的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合理性与现实意义。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与比较分析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的理解,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包括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两个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通过计算机拟合计算并根据结果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评,将重庆市与其他中心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应综合考察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发展要素产出率、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城镇化效率及其区域协同程度;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虽然在快速提高,但仍远落后于东部中心城市;重庆市的人口、土地、产业发展要素与资源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之间匹配度相对较好,可持续发展潜力较大,应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要素配置和城镇体系格局,推进城乡统筹进程,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及难点辨析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急需研究和破解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剖析城镇化演进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挑战基础上,从城镇体系建设、产业发展、人口和生态发展等为切入点,展开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分析,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几个重点难点问题,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应防止的几个发展失衡,为新型城镇化道路探索提供参考。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北大核心

针对镇域新型城镇化研究缺失的现状,以广东省中心镇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镇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2006年、2009年、2012年中心镇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且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但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分异特征。总体来说,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较高且呈空间集聚态势,粤东次之,粤西粤北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最低且有小规模低质量集聚区。(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交通区位等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政府的推力及本地政府的拉力等对其时空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熵值法的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评

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核心和关键,就是使转户农民真正市民化,提高其生活质量和水平。传统评价城镇化发展水平一般采用主要指标法,通过城镇人口比重或非农业人口比重对城镇化发展进行评价。由于指标单一,该类评价存在一定片面性,已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评价需要。应用多个指标构建适合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测评体系,采用熵值法对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水平进行测评,就测评中反映的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存在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关系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的逻辑框架,利用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度较高;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协调度参差不齐,北京为良好协调,天津和唐山为初级协调,其他城市为轻度或重度失调;2010、2015、2018年3个年度里,北京、天津、承德、张家口、秦皇岛5个城市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贡献度较高;2010年廊坊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2015年转变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而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7个城市则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乡村产业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倒逼作用高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     

河北省市域城镇化质量的实证研究

正《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河北省在"十二五"时期,要"以统筹城乡发展为路径,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十二五"时期正值河北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既要关注城镇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更要加强对城镇化内涵与质量的考察与测度,避免冒进式城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2013年,河北省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新型城镇化提高到"河北发展的新引擎"的高度,并从战略上明确了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目标。要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充分释放城镇化这一"新引擎"的巨大能量,就必须高度重视城镇化建设质量。河北省目前的城镇化建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

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城镇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来源。本文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入手,选择人口、空间、产业、居民消费结构、生态建设等方面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了碳排放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作用。选取1980-2014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对全国碳排放量的影响程度,进而将全国区域省份以城镇化质量为标准划分为三组,通过STIRPAT模型选取城镇化水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绿地面积等指标分别代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人口集聚、城镇区域拓展、产业聚集、生活质量提高和生态建设等内涵,分析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程度不同,不同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也差异巨大。本文依据分析结果,从提升低碳意识,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完善碳排放市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与建议。     

城镇化效率优化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城镇化效率偏低是影响阻碍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如何优化提升城镇化效率成为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话题。新型城镇化注重质量与效益,对传统城镇化的校正与优化,也是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方向,是有效破解城镇化低效率问题的金钥匙。因此,文章基于城镇化效率优化的研究角度,系统梳理城镇化、城镇化效率的内涵、测度方法以及影响因素,在厘清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基础上,阐述新型城镇化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及方法,为科学测度和评价新型城镇化效率提供可供参考的衡量标准与范式,也为新型城镇化效率优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选择菜单,丰富了新型城镇化效率的研究内容。     

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城镇化建设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可称之为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剖析新型城镇化的四个内涵及其战略意义的前提下,提出我国推进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重点任务:确保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并重、降低城镇化门槛、建设包容性城镇、积极完善城镇化战略格局。最后,文章提出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市镇体制改革等推进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建议。     

浙江省新型城镇化测度与时空分异特征

文章在界定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从浙江省省情出发,构建了包括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精神文明、生活质量、资源环境、城乡一体化6个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对该省11地市2003年、2008年、2013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2003—2013年间,该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从2003年的0.201 9上升到2013年的0.597 9,并呈现从经济先行到均衡发展再到资源环境和生活质量突出的变化特征;空间格局分异特征明显,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呈现"从浙东北向浙西南逐渐衰减"的分布格局。     

基于pls-sem模型的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人口转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在城市各项基本功能逐渐完善、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甘肃省城镇化发展面临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发掘一条创新、高效、绿色、协调可持续的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省14个市州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等权重法,从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五个方面选取变量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构建pls-sem模型分析各指标对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度,实证结论表明:(1)2005—2017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小波动快速上升趋势,年均增速5.82%,12年间经济因素一直处于最高发展水平,人口因素处于最低发展水平;(2)经济因素(0.637)和基础设施(0.363)因子载荷最大,对新型城镇化水平贡献最大;(3)从路径系数看,对城镇化水平影响力依次为环境、经济、社会、资源、人口,人口通过影响社会和环境间接影响经济,最终实现更高的城镇化水平。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投融资与城镇化质量关系研究——基于广西、重庆、四川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西南地区三省份广西、重庆、四川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1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根据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六个主要方面构建评价城镇质量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对相应的指标进行赋值,并对此三个省区市的城镇质量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估并排序。引入城镇化建设中四种投融资方式,探究投融资水平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以揭示两者之间的内部关系。研究表明:2008—2017年,三省份城镇化质量得分均稳步上升,其中重庆城镇化质量得分最高,其次是四川,最后是广西。在投融资影响机制方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从苏州实践看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路径特征

探索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苏州城镇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对苏州城镇化过程的分析与回顾有助于厘清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路径特征。苏州城镇化经历了镇、城、城镇群几个阶段,对几个阶段的分析可知,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应该具备组织保障、规划引导、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四化同步、传承文化等路径特征。     

城镇化建设与铁路运力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而铁路运力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当前中国各省份的城镇化水平以及铁路运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并运用协调度分析法,对城镇化与铁路运力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了分析检验。在此基础上,对适合我国相关省份的铁路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路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