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概念

本文主要通过两大法系对证明责任制度的不同认识,提出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的不同;从现在理论界对其看法的分歧进行分析,指出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得出两者的本质差异,两者可以体现在一个诉讼过程中的不同诉讼环节,并不是两个可以等同的概念,对二者的分析在逻辑上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其涵义.     

以控辩平衡的视角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被称为是＂诉讼的脊梁＂,证明责任的分配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无罪推定＂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被简单处理,谁是证明责任的主体,什么是证明责任的对象,证明责任在刑事诉讼中如何分配,各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混乱。这种混乱也使我国原本就力量悬殊的控辩双方差距更大。通过理清证明责任的相关问题和分配证明责任来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首先在总结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明责任概念的基础上界定我国证明责任的概念,然后分析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重点分析两者的证明责任对象和证明标准,最后探讨法官在证明过程中的地位和在平衡控辩双方力量中的作用。     

论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证明标准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要求，证明标准的高低体现和反映了公正与效益两大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这就决定了对不同性质的诉讼、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诉讼案件性质的不同以及证明对象的不同，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以体现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和科学性，追求公正与效益两大价值目标的最大化。     

诉讼证明标准基本问题分析

我国诉讼证明标准的具体设计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考虑到我国传统的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内在缺陷,本文从分析证明标准的三种模式入手,借鉴两大法系证明标准,提出盖然性的诉讼证明标准和在我国建立有区别的证明标准去实现不同诉讼的公平正义的目标。     

动物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

动物侵权是《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一种特殊的侵权方式,也就必然的受到影响。尤其体现在相关的诉讼中当事人的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本文就以归责原则的不同对诉讼当事人的证明责任的影响展开论述。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研究

以何种分配原则将真伪不明事实的证明义务及不利后果分由各诉讼主体承担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一种原则的确立应适当吸收历史的给予,同时充分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基于此,文章评介了国外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分析了影响确定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之因素,进而提出我国应确立一般和具体这两种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设想.     

论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

证明责任分配是环境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环节。其直接关系到立法目的的实现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随着环境侵权诉讼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相关制度中环境侵权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之不足逐渐显现。我国应当在相关制度体系中,尽快建立完善的环境侵权证明责任倒置原则,并扩大该原则的适用范围,规范环境侵权诉讼中法官的司法裁量权。     

论医疗责任事实因果关系的诉讼证明

医疗责任事实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其证明非一般证明方法所能解决.目前比较有效的证明方法有表见证明和间接反证,重大医疗过失时可以减轻患方的证明责任乃至实行证明责任的转换.在发生证明妨碍行为时,可以做不利于妨碍方的事实推定.此外,概率认定因果关系理论、文件义务和诊断结果之作成与确保义务理论对医疗责任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亦具有一定的作用.盖然性说和优势证据理论亦可作为适当的参考.     

论合同履行与否和履行瑕疵的证明责任承担

履行与否和履行瑕疵是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二者的证明责任承担也是不同的。本文以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论》为基础,结合《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从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出发,对履行与否和履行瑕疵这两个事实的责任如何承担进行论述。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源于英美衡平法,后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成为两大法系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上的共同制度选择.本文以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证明股东代表诉讼的正当性,并运用交易成本、代理成本、博弈分析的理论方法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分析.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源于英美衡平法,后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成为两大法系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上的共同制度选择。本文以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证明股东代表诉讼的正当性,并运用交易成本、代理成本、博弈分析的理论方法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分析。     

试析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制度

作为民事诉讼中一项古老而重要的制度,自认制度有着能够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经济的优点。因此,对自认制度的研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自认的实质是免除对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而不以"于己不利"为要件,与自白、认诺、承认存在本质的不同。它需在诉讼中作出,且以当事人为其主体要件,以当事人对能够直接引起法律效果发生的主要事实的陈述(该陈述与对方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相一致)为客体要件。当今我国的自认制度存在诉讼模式的制约、法律规定不足、已有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对此,我们应当在诉讼模式上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过渡、在立法上完善自认制度、在已有规定上以解释明确适用。     

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程序法分析

世界各国对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多采用判例法模式,由法官在个案的审理中依照公平的理念予以认定,故而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与诉讼法理联系紧密,在证明责任、当事人的确定、既判力的扩张等诉讼理论问题上均值得加以探讨。     

浅谈审计责任的界定

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是一对紧密联系的概念,两者通过受托经济责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们又是注册会计师审计中两个不同的概念,涉及注册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的责任划分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纵观世界各国审计史,由于这两个概念界定不清,曾经引起一系列的诉讼案件。随着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不断发展与完善,如何对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科学界定,对于强化会计核算,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及其完善

我国刑事证明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标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绝对性和单一性，诉讼证明的客观性等特点，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并未对其具体内容和要求作出明确规定，使之在实践操作中存有一些弊端。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应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理论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针对不同程序，不同证明对象确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形成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并通过统一的或专门的证据立法保障其实现。     

保险行政处罚案件直接责任人员问题研究——兼论《保险法》第173条的理解与适用

对保险违法案件实施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包括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两类,直接责任是其共同基础。直接责任的内涵应从性质、要件、程度等三方面进行理解。本文就直接责任人员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角度进行比较,并进行法理分析,重点提出直接负责的行为责任包括直接行为责任和管理监督责任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对保险违法案件直接责任人员的范围进行界定。在行政处罚价值目标指引下,应当确立以"明显优势证明标准"为主体的证明标准,并在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     

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及其法律规制

企业对其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企业家的自我觉醒和良心发现,本文通过分析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失范现象及原因,提出应在立法理念上强化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在制度设计上明晰中小企业社会责任,在评价机制上建立完整的监督机制,引入公益诉讼制度,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通过法律对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规制,从而实现中小企业＂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有机统一。     

简论中西刑事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证明，这是一种主观真实或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我国诉讼证明以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为基础，强调客观真实，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具有重大缺陷，应以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取代，刑事诉讼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民事诉讼适用优势证据证明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实行高低不同的证明标准，以适应两种诉讼各自的特点和规律。     

董事赔偿责任追究与董事责任保险

我国修订后《公司法》虽然增加了追究董事民事赔偿责任的重要措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但因未对代表诉讼的具体适用条件、诉讼费用分担与补偿问题等做出明确的规定,将极大影响股东对董事起诉的积极性。使董事赔偿责任的追究制度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由于这类案件诉讼率低、董事整体需赔偿的金额少,使得当董事需承担赔偿责任时,其获得转移其责任风险的新途径——董事责任保险的吸引力和市场需求度受到影响。为此,有必要对董事赔偿责任追究与董事责任保险做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为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启发和参考。     

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混同的原因与对策探讨

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是一对紧密相联的概念，但由于目前两种责任界定还不清楚，常常使人们误以为二者可以混同，结果引起审计诉讼案件不断增多。本文从二者的基本概念入手，详细分析了造成二者混同的主客观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科学界定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的可行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