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2009年沪深股市超额回报率研究

1993～2009年17年间沪深两市市盈率、无风险利率的数据分析显示,资本总体上没有在沪深股市获得超额回报,但是从2001年以来.资本总体上获得了超额回报.2009年深市市盈率远高于沪市,沪深股市超额回报率第一次出现一正一负情况.深市主板A股市场市盈率较高是主因,创业板市盈率高达100以上是次因.从超额回报率的发展趋势来看,资本后续可以在沪深股市获得长期回报率,短期上会有所反复.     

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1978-2006

本文首先确定了工业资本存量估计的四个核心指标,在永续盘存法的基础上重新测算了中国工业部门全国和省际的资本存量,根据年鉴公布的数据,利用调整过的资本回报率的一般公式对中国工业部门全国和省际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在1978～2006年间总体上呈现"U"型的变动模式,1978～1998年总体上处于下降的趋势,1998年之后呈现上升的趋势,同时省际间的资本回报率呈现西部、中部、东北和东部区域的递进特征,但从长期来看省际间的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差距总体上逐渐缩小,针对这些经济现象,文章对其进行了探索性的理论分析。     

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的地区差距

资本回报率高低决定资本流向。本文在严格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出中国省际资本存量后,运用边际资本产出来测算省际资本回报率并分析其地区差距。测算结果表明:1993~2007年中国中部与东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差距在缩小,而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中国目前还不存在明显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投资环境差异是形成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的制度原因,中西部地区引资竞争的关键是改善地区制度环境。     

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分析：1978—2018年

中国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是否合理一直备受争议,而资本回报率的高低是评价投资率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通过扣除消费者承担的间接税改进资本回报率的宏观测算模型,并对1978—2018年31个省区市的工业资本回报率进行测算,以探究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演变趋势及区域差异,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经过三个演变阶段,1978—1998年保持下降态势,1999—2011年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2—2018年则呈现缓慢下降态势;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且2011年以来中部地区的工业资本回报率逐渐赶超东北地区;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趋于收敛,且四个地区工业资本回报率的标准差和锡尔指数逐渐下降;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差异的收敛是资本区域错配程度减弱的反映。因此,应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资本回报率并缩小区域差异。     

沪深股市IPO抑价因素分析

沪深股市IPO普遍超额抑价是一个有悖经典投资理论和投资常识的现象。本文从实际出发,分析沪深股市IPO影响因素,其中,发行规模和发行市盈率是影响一级发行市场投资者判断IPO股票价值的重要因素,中签率、上市首日换手率和市场指数则可以体现二级交易市场的股价波动和投机氛围对IPO抑价的影响,并针对影响因素,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我国A股资本市场变化周期对寿险投资策略的影响

由于寿险资金对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要求都高,因此资本市场变化周期会对寿险投资策略产生重要影响。在分析寿险的特点的基础上,对我国A股股市1-20年的投资回报进行了计算并发现,我国A股股市整体上1-20年取得了12%-19%的累计平均投资回报率,该回报率远高于成熟资本市场。本文还对我国长周期和短周期的资本市场的变化周期进行了分析和计算,结果表明,若能恰当利用我国A股市场的资本市场变化周期进行投资,可取得远高于长期投资的投资回报率。本文还给出了我国A股股市市盈率和市净率的变化特征和变化规律,并提出了我国寿险投资的策略和方法。最后,本文还给出了若干保险资金投资股票的监管建议。     

智力资本与企业超额价值创造

本文梳理并界定了智力资本的内涵与构成,分析了智力资本超额价值创造理论,并依据我国沪深股市医药研发制造和信息技术两个高技术行业78家上市公司2005～200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变截矩模型检验了智力资本与企业超额价值创造的相关性。结果证实,智力资本是企业超额价值创造的核心动力。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投资价值分析——基于深圳证券市场的相关数据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深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评数据,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在股票投资中的作用。根据深交所的考评结果,将深市A股上市公司构造成高信息披露质量投资组合和低信息披露质量投资组合。利用Fama-French alpha来代表超额收益,结果发现:持有高信息披露质量股票组合可以获得显著为正的超额收益,而持有低信息披露质量股票组合的超额收益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基于VaR模型对我国沪深股市风险的测度与分析

文章试以中国沪深股市的风险测度为研究对象,收集近6年来的沪深股市每日指数收盘价,使用VaR模型,分别从单一证券产品和组合投资两方面,对沪深股市进行比较,得出沪深股市都存在较大波动性且沪市的市场风险小于深市的结论。     

基于VaR模型对我国沪深股市风险的测度与分析

文章试以中国沪深股市的风险测度为研究对象,收集近6年来的沪深股市每日指数收盘价,使用VaR模型,分别从单一证券产品和组合投资两方面,对沪深股市进行比较,得出沪深股市都存在较大波动性且沪市的市场风险小于深市的结论.     

中国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城乡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通过教育回报率、任期回报率和其他经验回报率三个方面考察中国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城乡差异,研究结果发现：（１）受教育年限对于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现职任职期和其他工作经验对于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这说明提高受教育年限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主要途径。（２）人力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乡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差异在２％左右,任期回报率的差异也在２％左右,而其他经验回报率的差异在１％左右。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城乡差异违背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成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完善的阻碍。     

基于VaR模型对我国沪深股市风险的测度与分析

文章试以中国沪深股市的风险测度为研究对象，收集近6年来的沪深股市每日指数收盘价，使用VaR模型，分别从单一证券产品和组合投资两方面，对沪深股市进行比较，得出沪深股市都存在较大波动性且沪市的市场风险小于深市的结论。     

从倍数驱动因素探求企业价值倍数——基于我国首批上市28家创业板公司

公司价值的市盈率倍数是指公司权益的市场价格与权益受益的比率。市盈率倍数越大说明市场对公司未来前景越看好,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价值创造能力越有信心。公司真实市盈率应该是公司内在价值的反映,因而公司内在价值的驱动因素也将成为内在市盈率的驱动因素。作者在本文中认为,驱动市盈率倍数的真正因素应该是公司的平均边际税率、公司的增长率、投资回报率和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从倍数驱动因素探求企业价值倍数——基于我国首批上市28家创业板公司

公司价值的市盈率倍数是指公司权益的市场价格与权益受益的比率.市盈率倍数越大说明市场对公司未来前景越看好,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价值创造能力越有信心.公司真实市盈率应该是公司内在价值的反映,因而公司内在价值的驱动因素也将成为内在市盈率的驱动因素.作者在本文中认为,驱动市盈率倍数的真正因素应该是公司的平均边际税率、公司的增长率、投资回报率和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我国省份资本存量及其回报率估算

资本存量及其回报率的估算对于经济增长、地区差异等宏观经济问题的定量研究至关重要.然而,由于中间变量估算、价格指数构造、数据筛选及处理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现有文献虽同用永续盘存法,但对资本存量及其回报率的估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和对比现有文献有关中间变量估算等分歧的基础上,对我国省份1996-2012年的资本存量及其回报率进行估算,并对估算结果进行可信性分析.最后,对估算结果呈现出的全国、区域以及省际特征进行分析与解释.     

信息冲击、股指波动与股市关联

本文运用ＧＡＲＣＨ族法,从股指波动特征和信息冲击反应两方面分析了沪深股市的关联特征。研究认为,整体上,沪深股市均存在簇群性,且对正负信息冲击反应上均出现“负大正小”的状态,但深市较沪市对信息更为敏感和理性。     

投资车位稳赚钱

投资车位对还没买车的朋友来说，基本上是较少考虑的，因为买车位不像买房子，就算房子租不出去也可以用来自己住，而车位租不出去，自己没车的话就只能空在那里等有车人来租。其实，从投资回报率来说，车位的投资回报绝不逊于房子，而且比房子的稳健程度更高一筹。     

戴维·施韦卡特对资本主义、资本家和资本的批判研究

美国当代著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施韦卡特对资本主义"无可替代论"进行了批判,对资本主义、资本家和资本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再界定,对新古典经济学辩称的资本家提供资本应该获得超额回报的观点进行了辩驳,维护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     

职工培训是企业回报率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世界竞争的焦点正从注重物质资本转向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层人才资源的培训开发将真正构成新世纪发展的基础.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多方面的,其中教育和培训投资是最重要的.职工培训在发达国家日益法制化、制度化、专业化,因为职工培训是企业回报率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     

工业领域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效率比较：2003—2011年

工业领域中,国有工业资本与非国有工业资本的效率差距是否会随着改革的进程得到改善关系到工业改革下一步的路径取向。本文基于工业领域2003—2011年的数据发现：（1）国有工业资本与非国有工业资本的净资本回报率差距并未随经济改革的推进而缩小。（2）越是倾向于国有企业的宽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而导致国有工业资本的效率落后于非国有资本。（3）在公用事业领域,私有工业的资本效率逐渐超过了外资工业;在战略性资源领域,外资工业资本的效率最高;在一般竞争领域,私有工业资本的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