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的非农就业机制研究

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工作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非农就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助力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关键。基于此,利用第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Tobit模型和多元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比例,从而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     

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利用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数字技术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影响关系、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长期增长效应,而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助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是数字技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区域异质性显示,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测度与实证

基于中国2010-2019年的省级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共同富裕程度,研究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数量关系,结果表明,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显著正相关,普惠金融通过包容增长、创新效应、创业效应等,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提升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子系统与平等子系统协调统一,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贡献来源于东部地区的收入提升效应,收入不平等改善相对有限.建议强化普惠金融协调收入提升与不平等改善的能力,拓展普惠金融内涵,加快普惠金融发展.     

我国中西部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效应研究——基于传统和数字的比较分析

本文在分析普惠金融减缓贫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中西部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对2011-2018年中西部20个省、市、自治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应进行实证对比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具有明显的贫困减缓效应,并且传统普惠金融比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更为显著的减贫效应.基于实证结...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技术效应和普惠效应,既有助于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也有利于满足共同富裕中促进均衡发展的要求。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法,在考虑人力资本作用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呈现出“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且呈现出地域的异质性,表现为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内在机制表明,存在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增加与结构优化→共同富裕建设推进”的中介效应传导路径。最后,我国共同富裕建设存在较强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现象,且主要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视角

当前城乡发展协调性不足,成为制约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瓶颈。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手段。通过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理论,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评估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最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等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和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中介机制。结果显示,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地区间的相对差距逐渐缩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并通过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效应促进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升。未来,中国应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畅通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渠道。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吗?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基与保障.近年来,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快速应用持续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然而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就业质量的关系,现有文献却缺少微观证据.文章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上能提高就业者的小时工资率与工作自主性,降低工作时长;但同时也会抑制其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这种抑制作用在非标准就业者群体中较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满意度的提升效应集中于自雇群体,并通过降低工作时长、增加小时工资率的途径实现;但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不足,抵消了数字普惠金融对非标准就业者工作满意度的正向影响.进一步考察特定的就业人群,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和农民工的小时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利于女性参与社会保障项目.研究结论为中国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稳就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指向.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分析

近年来,金融数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代表的金融业态发展成为金融赋能消费,服务内需扩大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实体经济复苏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1-2020年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及居民消费有关数据和回归分析方法,从地区和城乡多视角研究了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且促进效应更多通过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传导,使用深度对居民消费促进效应还需加深;同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全省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促进程度小于城镇居民消费。建议从加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等方面为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保障。     

数字金融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是经济活动的血液,运用数字金融的“普惠性”解决发展不平衡是实现共同富裕重要路径之一。在构建共同富裕指标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促进共同富裕;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支持创新创业促进共同富裕;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而数字化程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不存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存在,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不存在。应进一步提升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因时因地制定差异化政策,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村非农就业增长——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包含电子商务技术的经济结构变革模型，实证分析电子商务发展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发展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机制、宗族社会网络调节机制显著促进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增长，而随着村庄到中心城镇距离的增加，非农就业增长效应下降。此外，电子商务发展对促进中西部农村地区创业、东部农村地区受雇用就业的影响最为显著。     

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如何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在重新界定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内涵的基础上，基于普遍性、非歧视性和受惠性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03—2020年中国省际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并考察了其对城乡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能够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财政自主权和户籍门槛在现阶段均削弱了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通过改善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升社会人力资本存量、推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和配置，促使居民增收和产业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差异性金融资本的扶贫效应

在“后2020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工作重心，扶贫实践也被赋予更多的“缩差”任务。本文利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微观跟踪数据，基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比较分析视域，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两种扶贫模式对农村人口“增收”与“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在绝对贫困治理即“增收”功能上，产业扶贫具有更高的治理效应，而在“缩差”上，在有效控制贫困人口能力干扰后，普惠金融成为具有更强增量治理效应的扶贫模式，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社会再生产覆盖及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为核心的产业扶贫模式依然是主要金融扶持路径；未来金融扶持应该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的相对规模，保证普惠金融成为农村人口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政策构成；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强调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衔接。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长三角区域城市碳排放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发展策略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此,利用2011—2019年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碳排放中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长三角区域城市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降低城市碳排放量,长三角区域高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高于一般等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助力绿色技术创新促进长三角区域城市碳减排。     

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择2015—2019年我国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和城市发展数据为研究对象,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投放的内在关系。实证发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银行信用贷款投放规模和占比。二是数字普惠金融与银行信用贷款的正向关系,因城市发展水平不同存在差异,目前对东部城市银行信用贷款促进作用更明显。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信用贷款的作用存在结构效应,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作用相对更重要。四是是否为农商银行在数字普惠金融和信用贷款的正向关系间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提升银行信用贷款占比,需要政府、监管部门、银行和企业居民共同努力,群策群力营造良好信用环境、夯实信用贷款基础。     

数字金融会带来更高的零工工资吗?来自网络兼职招聘大数据的证据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探究其对畅通双循环发展的相关机理和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时间层面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双循环发展的推动效应呈现指数倍增特征;空间层面上,其推动效应呈现空间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更加突出,在东部地区却并不显著。据此,从完善国家金融体系、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提升数实融合水平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与机制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选取2011—2018年27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效应模型检验其中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助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助推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途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还通过影响科技创新、消费水平及传统金融等因素,间接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提升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但未对西部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和科技研发水平越过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逐步增强;教育水平越过两个门限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会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