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正在成为各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新引擎。采用OECD-TiVA数据库、OECDSTAN数据库的数据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及行业数字化投入程度进行测算,验证数字化投入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了整体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在行业异质性方面,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生活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数字化投入对高端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优于传统服务业。在国家异质性方面,对于发达国家和互联网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数字化投入对其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GVC参与?

当前,新型基础设施能够产生各种积极的经济效应,虽然已被理论和实证研究广泛证实,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的影响。在研究视角上,与现有文献关注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本文着重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视角,探讨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因素,从而拓展和深化有关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认识。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可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探寻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更好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指标构建上,本文还尝试突破现有文献构建指标的不足,创新性地从企业层面构建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科学指标。研究结果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而迈向高水平开放的关键阶段,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不但促进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还直接影响母国的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和结构。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扩张,其中对简单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的促进效应最大,不利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结构的深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不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内涵式优化,但有利于后期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内有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生产产业结构的外延式优化,但长期来看该效用趋于弱化。应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引导,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能力和整体技术水平,在全球价值链生产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结构优化,进而倒推整体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企业绿色化转型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结合中国当前面临的绿色化转型需求和价值链升级难题,基于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化转型对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优化绿色出口结构和提高成本加成三个渠道提高了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在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地区之间均存在异质性。     

国际研发合作对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及其门槛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国际研发合作能够显著地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进一步地,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还要受到经济体吸收能力的影响,要素禀赋、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研发能力及制度环境等吸收能力分项维度对国际研发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调节效应。在全球研发网络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加速融合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通过选择国际合作研发策略、嵌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强化知识吸收能力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经济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回归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均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分样本检验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沿海省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在作用机制方面,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加快要素流动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OFDI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7—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及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OFDI对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OFDI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滞后3年仍然具有显著性影响;不同技术水平类别下也都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低等、中等和高等技术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其中对中等技术制造业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制造业,OFDI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基本呈现先升后降的格局,即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和高端的制造业行业中,OFDI对价值链攀升的促进程度相对较弱,而在处于价值链中端的制造业行业中,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1998-2009年相互匹配的数据,对微观层面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还基于中介效应基本原理构建实证模型,对全球价值链机制下FDI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同时论证了FDI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作用具体异质性特征。基本结论为:(1)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FDI对中国企业作用机制显著,即中国企业可通过FDI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提升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FDI对国内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民营企业次之,对国有企业的作用比较弱。     

数字产品贸易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基于ICT贸易网络结构的视角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方法,采用2000—2018年全球42个国家的双边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贸易数据测算全球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指标,考察其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国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深度和广度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的深度能够显著提高非高收入国家、非OECD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网络的广度能够显著提高高收入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一国的数字产品贸易网络结构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实现价值创造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世界各国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经验分析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双循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双重价值链嵌入——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观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需要打通产品市场的堵点,也需要服务链条在国内国际的贯通。生产性服务投入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基于国内国际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对2012—2017年中国31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借助Gephi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实证检验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普遍高于全球价值链,这表明我国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参与程度较低,以参与国内市场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较低,位于中下游位置,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中西部省份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自主研发、外资进入与价值链升级

基于Feenstra的商品连续统模型及中国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自主研发、外资进入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自主研发显著促进了价值链升级;外资进入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异性;自主研发与外资进入之间未形成良好的互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是推动价值链升级的必要保障,但人力资本的优势并未显现;市场交易环境与行业规模对价值链升级也具有一定影响;产业价值链攀升的关键是加快挖掘和培育自主研发能力,并与外资进入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     

选择性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证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中国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微观主体,亟须相应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支持。基于2008年开始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这一具体的产业政策,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数据,考察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1)获得高新技术认定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且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2)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是认定政策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渠道。(3)选择性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4)迎合政策的“伪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政策执行软约束问题对认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研究旨在论证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为我国积极实施更加有效的产业政策提供策略参考。     

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2001-2013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从价值链视角探索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双向重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当国内分工体系的增加值份额与区域内中间产品出口引致的增加值份额同时上升时,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显著提高,即同时构建国内价值链和特定区域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区分企业异质性后,加工贸易企业、高研发强度企业以及多样性出口企业样本的价值链双向重构效应更加显著;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固定行业-年份以及删除极端值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价值链双向重构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效应""政策引导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在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适应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变化,积极引领全球价值链重塑,推进贸易质量不断提升.     

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为准自然实验的经验分析

区域一体化通过资源共享、市场共建、产业共兴、政策共商等路径改善企业的内部生产条件和外部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996—2013年沪苏浙皖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将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分析区域一体化影响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区域一体化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稳健趋于强化的促进作用,且后期加入企业具有较强的预期效应;区域一体化对多数行业的企业绩效具有提升作用,但对少数行业的企业绩效有不利影响;区域一体化前期对规模较大企业的绩效提升更显著,而后期对规模较小企业的绩效提升更显著;入会城市距离核心城市上海越远,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政策效应越弱。在发挥区域一体化提升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时,应注意政策效应的多样化和多变化,尽量平衡各地区和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政策效应差异;同时,应实施多层次区域一体化战略,弱化城市距离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效应的消减作用。     

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是否缓解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出口汇率弹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拓展BMM模型,从产品层面分析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中位置变动对其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GVC位置攀升会提高产品质量、产品市场垄断度和产品核心度,从而降低出口量汇率弹性,增大出口价格汇率弹性,进而提升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GVC位置攀升对出口结构的优化效应显著,GVC上游企业在汇率贬值时不会盲目进入出口市场,而在汇率升值时不会轻易退出出口市场;随着企业向GVC高端攀升,汇率变动对其出口额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对出口结构的优化效应不断增强;从贸易利得视角看,人民币贬值时,GVC位置的攀升增大了国内增加值占比,降低了国外增加值占比,因此GVC位置攀升不但有利于减缓汇率变动,还能够提高出口贸易利得。     

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实证北大核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进程,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构建了“三阶段”理论框架,并利用1995—2018年38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该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均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在发展中国家该效应更强;与购买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相比,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和后向嵌入均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后向嵌入的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受到贸易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的负向调节,且该调节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模式中更强。     

产业结构升级视角下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消除地方市场分割,推动市场一体化,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方法和面板门槛模型,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市场一体化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第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果均支持市场一体化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第三,在作用路径上,市场一体化可以通过提升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双重门槛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生态化正向调节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且其调节效应逐渐递增.最后,就如何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