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辩证思维推动执法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

<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做好涉粮领域执法监管工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战略、推进涉粮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吉林局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紧紧围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部署安排,聚焦职责定位,准确把握“五对关系”,用辩证思维推动涉粮领域执法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     

资讯

<正>头 条六部门联合部署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力争通过不太长的时间，     

耕地“非粮化”:内涵要义、治理约束及路径选择

耕地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切实保护耕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耕地“非粮化”防治过程中面临着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业退出成本高昂、自然生产条件限制、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和耕地权能主体缺位等多重现实约束。基于此,提出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建立分步复耕还粮机制、分类优化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主产区配套支持政策、激励耕地权能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路径选择及其政策建议,以求突破耕地“非粮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统筹推进“非粮化”防治任务落地落实,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非粮化”防治的长效机制。     

关于防止“非粮化”政策演变、问题及建议的思考——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文章以防止“非粮化”政策文本为切入点,梳理了相关政策演变及其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关于防止“非粮化”的政策文件的数量不断增加、类别不断细化、效力级别不断提升,表明国家对粮食安全关注度越来越高;防止“非粮化”政策针对的对象从土地、耕地到基本农田,层次在逐渐缩小,表明政策针对对象更为明确。基于总结分析,文章提出进一步强化“非粮化”治理的建议:(1)加强规划管制,优化粮食生产布局,保障基本农田用于粮食生产;(2)通过金融信贷、补贴政策等支持,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3)明确分类指导,建立健全耕地“非粮化”动态监管机制。未来防止“非粮化”政策制定将紧紧围绕切实稳定粮食生产这一主线,遏制基本农田“非粮化”将是治理的重要对象,而信息化手段将推进动态监管机制走向健全。     

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的经济法规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若放任耕地“非粮化”势必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现行法律对耕地“非粮化”的规制主要聚焦于耕地种植条件的保护,即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但是,“三位一体”保护并不必然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耕地经营者也没有将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的法律义务。耕地“非粮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市场障碍以及市场调节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等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在国家适度干预理论以及控制与激励有效平衡理念下,通过细化耕地类型并差异化赋权,排除工商资本反垄断豁免特权,适当提高粮食补贴水平和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经济法可以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     

发达省份粮食主产地“非粮化”治理逻辑与路径——以台州市杜桥镇为例

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严峻性,决定了耕地“非粮化”治理成为各地政府的核心要务。现阶段学界关于“非粮化”治理的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对东部发达省份的经验关注不足,且倾向政策性规范而忽视技术性作用。文章建构了“行政控制—技术驱动”理论框架,以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杜桥镇为例,揭示东部发达省份粮食主产地“非粮化”治理的成功经验。研究发现,当地政府将“行政控制”的政府逻辑与“技术驱动”的农户逻辑有效结合,确保了种粮整体方向的稳定和种粮经济效益的提高,解决了农户种粮收益低引发的“非粮化”冲动这一普遍难题。基于案例分析,提炼出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加大粮食科技投入、完善种粮激励机制、优化粮食储备体系、建立全风险防范体系等政策建议。     

我国将大力培养粮食和物资储备人才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教育部、人社部联合印发《关于“人才兴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要充分适应粮食和物资储备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实施“人才兴储”,持续深化国家储备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粮食和物资储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     

多措并举 推进全链条节粮减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开展农户科学储粮专项、“粮安工程”建设、“智慧粮库”建设,以及原粮“四散”运输、粮食适度加工、优质粮食工程等专项行动,在粮食收购、储藏、运输、加工、消费等环节取得了明显的减损成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周冠华说“2021年以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深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推进落实《全链条粮食节约减损工作方案》,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为解决耕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粮化”问题,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并探寻实现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主体。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耕地“非粮化”率在0.285～0.305之间波动且呈现上升态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耕地“非粮化”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格局;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与企业的耕地面积比例分别对耕地“非粮化”率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其中流转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发挥重要作用;控制变量中单位耕地面积有效灌溉率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显著负向影响耕地“非粮化”率。研究认为,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趋势,专业合作社是粮食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选择,应兴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完善粮食补贴制度以抑制耕地“非粮化”。     

耕地非粮化的系统认知与研究框架：从粮食安全到多维安全

研究目的：耕地非粮化不仅关乎粮食安全,也影响农业发展、农村环境与农户生计,通过系统认知耕地非粮化过程、科学构建其研究框架,为促进耕地非粮化治理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现有成果多聚焦于粮食安全视角下耕地非粮化问题产生的归因分析,但究其范围界定、定量识别与粮食安全效应评估仍未达成统一共识;结合国内外实证案例,分析了耕地非粮化与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生计安全的逻辑关联和作用机制;提出了基于“对象分类—问题诊断—机理剖析—治理优化”耕地非粮化分析框架。研究结论：未来耕地非粮化研究需要转向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多维安全并重的理论视角,形成由对象精确识别、效应定量测度到空间精细治理的研究范式,促进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现状和空间分异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控制山东省耕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整群随机抽样,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结果：山东省耕地种植结构“非粮化”水平为23.97%,农业生产结构“非粮化”水平为46.81%,两种“非粮化”水平均呈现中东部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前者主要受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水源距离、表层土壤质地的影响;后者主要受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气候生产潜力指数、距水源距离的影响。研究结论：山东省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深刻影响着耕地“非粮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需要根据自然条件适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种植结构,加快推进农业良种培育技术;在社会经济方面完善种粮补贴制度,多方位解决粮食销路问题,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强化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提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近年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积极作为,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全国粮食应急保供能力持续提升,涵盖加工、供应、配送、储运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各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合理确定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加工企业、储运企业和配送中心,有效提升了应对突发事件保障能力。”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应急物资储备司司长王宏向本刊介绍粮食应急保供网络时说道。     

种植类型变化对耕地系统韧性影响的关键阈值研究

研究目的：构建基于恢复力指数的耕地系统韧性分析的理论框架, 探讨存量”非粮化”耕地系统韧性的变化、关键阈值、适应性治理路径,为存量”非粮化”耕地的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提供依据。研究方法：状态空间矢量模法、非参数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等。研究结果：（1）根据耕地系统种植类型变化产生的“内部”和“外部”效应,构建“内部”本底质量保障和“外部”资源环境支撑为基础的耕地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2）根据耕地系统自组织性决定其韧性特性的理论,松阳县扦插茶叶耕地系统恢复力指数0.74和0.75是系统塑性变形阶段和非稳定态变形阶段划分的关键指数,需要在关键时间节点（7年）适时回流保证粮食生产,保持系统韧性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研究结论：（1）耕地系统韧性变化具有阶段性,种植扦插茶叶的耕地在种植7年前后应及时复耕,保护耕地粮食生产能力;（2）存量”非粮化”耕地系统韧性变化的阈值效应显著,建议优先治理已达到或即将达到耕地系统恢复临界点的存量”非粮化”耕地,避免造成耕地功能破坏。     

中国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耕地资源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参考。研究方法: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2004—2018年,中国整体的“非粮化”水平呈波动变化,2016年后“非粮化”最为显著;“非粮化”类型逐渐由蔬菜、油料、棉花等多类型向蔬菜瓜果转变。(2)“非粮化”在空间上大致表现出由东北向西南逐步严重的态势,类型多为蔬菜和油料作物,又以蔬菜为主导。(3)各影响因素中,人工成本和种粮比较收益在后期对非粮种植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非粮化”现象发生;机械动力水平在前期对“非粮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期表现为正面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对“非粮化”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应对耕地“非粮化”现象,应继续保障粮食种植收益、完善农业生产设施与服务市场、健全法律政策与制度,以稳定粮食生产。     

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吗 ——基于福建丘陵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福建省丘陵山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耕地细碎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规模;(2)由于粮食的生活保障作用,当耕地细碎化程度增加时,农户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概率要高于仅种植经济作物的概率;(3)户主年龄、土壤肥力、承包地梯田占比、耕地分散程度、机械化程度、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也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种植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应该在严格把控耕地“非粮化”底线的基础上,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通过缓解耕地细碎化,优化细碎化耕种方式的手段促进粮食生产,从而达到稳固粮食安全的目的。     

基于广西民族村实地调研谈对“非粮化”整治的思考

耕地“非粮化”加剧了粮食潜在危机,“非粮化”整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一个典型村庄“非粮化”整治的实地调研,对其做法和经验进行总结和梳理,分析整治成效以及面临的问题,为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稳妥有序进行提出思考和建议。     

农地资本化视角下的耕地非粮化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农地资本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农地过度资本化问题的防范提供决策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随着耕地价格上涨,耕地价格与耕地非粮化存在“U”型关系,“U”曲线在耕地价格为969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耕地价格上涨对耕地非粮化利用的作用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2）耕地价格与非粮化的“U”型关系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存在区域异质性,“U”型关系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在耕地价格为876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较全样本拟合曲线的极小值拐点约降低90个单位。研究结论：农地适度资本化未对粮食安全造成冲击,而当农地过度资本化时,耕地价格上涨会促进耕地非粮化利用。未来在推进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需要政府有效介入,正确引导和监管市场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完善用途管制制度。     

粮食安全视角下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与展望

研究目的：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进展,展望未来研究趋势和重点方向。研究方法：文献回顾法、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在研究尺度上,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粮食主产区,而多尺度耦合研究尚显不足;在研究内容上,耕地“非粮化”的概念界定较为一致,但测算方法尚未达成共识,耕地“非粮化”的驱动因素及防治策略较为丰富,但就如何构建区域协调治理机制的研究尚且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而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应用不足且多学科综合研究范式亟需完善。研究结论：未来中国耕地“非粮化”研究应着力构建全方位、多角度认知框架并采取分类化的管控策略,加强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重大战略的协同推进,强化多尺度耦合研究完善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增强测算方式的创新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的应用,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构建耕地“非粮化”研究新范式。     

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4月24日,由中国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主办的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及10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代表参加会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在会上指出,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仍不乐观,中国农业农村部愿与相关国际组织一道,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分享中国维护粮食安全的政策、经验、成果,加强农业互联互通、经贸合作,共同致力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打造一个零饥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耕地非粮化整治的组织逻辑与实践限度

耕地非粮化整治不是从新农业到旧农业的转型过程,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以W村为例,本文讨论行政发包何以成为非粮化整治的组织逻辑,包括网格化的权力分配、柔性的政策传播方式、弹性的补贴激励措施以及引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基层智慧。尽管整治效果显著,但研究发现发包存在实践限度,集中表现为造成去小农化、改变“国家—农民关系”、短期内的奖补措施弱化政策执行的长期效果、再造了乡村的公共空间、集体经济组织决策丧失活力。研究认为,耕地非粮化整治需要与其他农业农村政策有效衔接,要兼顾耕地保护的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坚持发挥农民在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政府应当鼓励但有限度地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明确基层政府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责任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