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化管理与审计师风险决策

根据代理理论、管家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对家族企业中家族化管理这一非正式治理机制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并运用2013—2017年A股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族化管理可以影响审计师风险决策行为,具体表现为审计费用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概率均显著降低,且家族企业高管与实际控制人亲缘关系越近,审计费用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概率会越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在家族化管理和家族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家族化管理对审计费用和非标准审计意见出具概率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来看,家族化管理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在企业衰退期并不显著。对家族企业的审计风险特点的分析,有助于家族企业治理制度的选择以及审计师对家族企业治理风险的应对。     

城投公司ESG表现如何影响债券信用利差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立足于债券市场ESG实践，建立城投公司ESG评价指标体系，从政府债务治理的微观经济后果这一视角，深入考察城投公司ESG表现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表明，城投公司的ESG表现显著降低了发行城投债的信用利差，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城投公司的ESG表现通过提升其信用评级，进而降低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社会信任度更高以及财政压力更小的情况下，城投公司ESG表现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更显著。此外，针对环境、社会和治理这三个维度的研究发现，城投公司在环境和社会维度的表现能有效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

在债券刚性兑付被打破以及债券违约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值得关注和研究。从行为金融的角度,以中国上市公司在2007—2018年间所有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初始样本,探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且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管理者权力更强的企业中。结论丰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对上市公司治理以及监管部门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债券市场的参与者关注大股东股权质押吗?

文章以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债券信用评级、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债券信用评级带来不利的影响,还会导致债券信用利差的提高;在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导致债券信用评级下降以及债券信用利差提高的负面影响更大;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抑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债券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利差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过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会计稳健性能够削弱产融结合与投资过度之间的相关性.     

纵向兼任高管、产权性质与审计收费

以2007—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国有企业纵向兼任高管的存在降低了审计收费,非国有企业纵向兼任高管的存在增加了审计收费。在进行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审计师能够识别国有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发挥的监督效应,进而减少了审计收费;也能识别非国有企业中纵向兼任高管掏空效应占主导,进而增加了审计收费。内外部治理因素调节作用有效降低了审计师执业风险,审计师能够识别股权制衡和外部分析师在促进纵向兼任高管监督、抑制掏空方面的治理作用,进而减少审计收费。     

银行间市场中期票据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Longstaff和Schwartz的公司债定价模型,从信用风险度量的角度对我国中期票据信用利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股票市场波动率、无风险利率、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等结构化模型变量对中期票据信用利差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基于低频数据的流动性衡量指标在模型中不显著。引入宏观、发行主体和债券构成要素等因子后的回归结果表明：产出指标、债券评级与信用利差负相关;债券新增供给量、久期及发行主体的权益乘数与中期票据的信用利差正相关。     

审计失败对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传染效应——基于共同审计师的视角

审计失败会对客户公司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可能波及拥有共同审计师的公司。基于共同审计师视角,选取2007—2022年公司债数据,实证检验审计失败在债券发行定价中的传染效应。研究发现,当发生审计失败后,拥有共同审计师的关联公司债券发行定价显著提高,即审计失败对债券发行定价具有传染效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风险信息传递、低质量会计信息是审计失败产生传染效应的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聘用学历较高或具有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投资者面临风险更小、投资者保护更好时,传染效应有所减弱。     

企业金融化会影响审计师的风险决策吗？

企业金融化作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对金融市场稳定和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但关于企业金融化是否会影响审计师风险决策的研究尚付阙如。基于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审计师风险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审计收费也越高，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旧成立，说明审计师能够充分识别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存在的审计风险，并做出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以减少未来可能承担的风险和损失。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企业更显著，而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在上述企业并无明显差异，表明企业金融化增加了公司的业务复杂度和审计师的审计难度，审计师在审计收费方面不会因为客户的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而区别对待。研究结果既拓展了审计师风险决策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也为当下从审计视角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一些参考。     

家族企业国际化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家族企业国际化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会使得审计收费提高。代际传承和家族董事席位分别在两者之间发挥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家族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提高了审计师对于风险的评估,从而导致审计收费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国际化与审计收费之间的正向影响在不具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以及不存在国有持股的企业中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从审计师视角加强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监管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平台经济金融化与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

本文利用2014年6月—2022年3月中国260家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产生的影响。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金融化拉高民营企业信用利差，进而推高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的融资成本，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的信用利差受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影响更大，且相对于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受到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冲击更大。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存款竞争在平台经济金融化影响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过程中的间接效应较强，表明平台经济金融化主要通过与银行产生存款竞争来提高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研究结论为降低中国民营企业融资贵的问题以及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的原因探析

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通常与其不满意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密切相关。本文从变更审计师与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角度梳理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变更审计师的原因研究缺少了对审计师特征的考虑,后续研究应该将审计师特征纳入研究的范围,以进一步揭示上市公司变更审计师的动机。     

国家审计对社会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国家审计全覆盖这一外生冲击所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家审计如何影响社会审计收费.双重差分检验结果显示,相比非国有企业,国家审计全覆盖政策提出后,国有企业的社会审计收费下降了12.35％.研究发现,治理效应提升所导致审计师感知的审计风险下降是国家审计全覆盖降低社会审计收费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审计师议价能力较强、公司诉讼风险较高时,国家审计全覆盖对社会审计收费的负向影响更大.文章从社会审计收费的角度为国家审计全覆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对理解宏观政策的执行与后续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治理风险与审计费用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后敌意收购事件频发，众多上市公司纷纷在公司章程中设置反收购条款。现有文献尚缺乏从外部监督者视角讨论审计师如何看待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的研究。基于中国资本市场反收购实践，手工收集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数据，实证研究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中的管理层自我保护性防御增加了治理风险，提高了审计费用。机制检验表明：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通过加剧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审计风险与成本，进而提高审计费用，而并非反收购条款设置后的审计意见购买。考察截面上的差异性后发现，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提高审计费用的现象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公司中更显著。考察审计费用增加后的经济后果发现，审计师能够通过增加自身努力提高目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并且资本市场整体对审计费用的增加表现为审计质量信号。从审计定价角度研究审计师对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设置的反应，丰富了反收购条款经济后果和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审计师有效降低执业风险和上市公司合理设置章程条款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客户和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

以2016～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客户和审计师不匹配关系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客户和审计师向上不匹配关系提高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充分性，具体表现在关键审计事项数量更多、篇幅更长、结论性评价更多；客户和审计师向下不匹配关系则降低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两条中介路径：路径一是客户和审计师向上（下）不匹配关系强化（弱化）了审计质量，从而提高（降低）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路径二是客户和审计师向上（下）不匹配关系加强（削弱）了审计师行业专长，进而提高（降低）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本研究丰富了客户和审计师聘用关系经济后果相关文献，有助于投资者从审计师聘用角度识别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风险，对完善审计市场结构有一定的启示。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的双重检验

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选取2008—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审计成本角度出发,分析了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检验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更高;在两者之间同时存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但代理成本起主导作用,声誉效应可抑制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其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内部控制较差,但这与高管的任职年限有关,职业经理人任职年限更长,内部控制状况更好,但同时代理冲突也在增加。因此,家族企业在选任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者时,应多关注其带来的代理问题,进行利益权衡,同时应该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与治理。     

年报监管问询、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审计费用

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年报监管问询对审计师定价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年报监管问询通过增加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可信度和威胁程度,提高了审计费用,即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了中介效应。从问询函特征来看,被问询次数越多以及公司回函越详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越显著。进一步从内外部监督视角来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中介效应在选择不具有行业专长事务所以及董事会独立性低的上市公司中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审计费用的增加是因为购买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并不是因为审计意见购买。上述结论丰富了年报监管问询在公司治理层面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和审计费用的相关研究。     

债券违约的地区传染效应研究 ——基于债券二级市场数据

债券市场"刚性兑付"惯例的打破将对我国债券市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交易所的公司债和企业债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从省级层面考察了债券违约传染的地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债券违约显著推升了同省债券的二级市场交易利差;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省份债券违约对同省的债券信用利差影响较小;与低信用评级债券...     

内部控制、僵尸企业与审计特征

以2010—2017年深沪两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僵尸企业的审计特征并探讨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非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具有倾向于支付更低的审计费用、更有可能收到非标意见和更有可能选择非高质量审计师进行审计的特征,同时,僵尸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更差。进一步研究发现,更高的内部控制质量使得僵尸企业更有可能收到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但非僵尸企业审计收费更高且更有可能选择高质量审计师。基于产权性质的进一步研究发现：（1）国有僵尸企业支付更低的审计费用,且中央国企支付的审计费用更低;（2）民营僵尸企业更有可能收到非标审计意见;（3）民营僵尸企业和地方国有僵尸企业更有可能选择非高质量审计师进行审计,且地方国有僵尸企业倾向性更强。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僵尸企业的审计特征,为识别僵尸企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家审计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应研究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具有国家治理功能,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挥其预防、揭示和抵御的监督与保障治理效应,能够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这一认知,本文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观、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国家治理观、国家审计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背景和国际惯例四方面论述了国家审计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依据,并基于国家审计发挥监督功能的治理效应视角分析了国家审计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旨在为国家审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借鉴.     

海外经营、东道国风险与债券发行利差——来自中国公司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伴随“走出去”程度的加深,中国跨国企业的东道国风险敞口越来越大,这将如何影响跨国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海外子公司的国家分布,利用国际国家风险指数（ICRG）,刻画中国上市跨国企业的东道国风险暴露及其对公司债券发行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风险上升将显著提高中国上市跨国企业发行债券时的信用利差,表明企业付出了更多融资成本以补偿债券投资者对企业海外业务高风险的担忧。从风险分拆来看,东道国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上升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显著提高信用利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具有国有背景、海外经营经验丰富以及东道国与中国关系越“近”,越有助于调节东道国风险对债券发行利差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