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对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

广东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管理模式,主要有未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者和职业经理人并行,但家族控制、完全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模式三种,目前有一半以上的企业未聘用职业经理人。通过比较三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其中聘用职业经理人并实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完全分离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而采用聘用职业经理人但家族仍控制企业经营权的管理模式时,企业价值在总体平均上比由家族单独控制还要低。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与审计费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的双重检验

家族企业接班人选择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选取2008—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审计成本角度出发,分析了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作用机制,检验家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表明：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支付的审计费用更高;在两者之间同时存在代理成本效应与声誉效应,但代理成本起主导作用,声誉效应可抑制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聘用职业经理人的家族企业,其代理问题更为严重,内部控制较差,但这与高管的任职年限有关,职业经理人任职年限更长,内部控制状况更好,但同时代理冲突也在增加。因此,家族企业在选任职业经理人作为继任者时,应多关注其带来的代理问题,进行利益权衡,同时应该关注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与治理。     

二代CEO与职业经理人：谁的风险承担水平更低

随着管理层对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视,家族企业CEO继任倾向于选择职业经理人而非家族二代。选取2005～2017年发生继任的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探索不同继任候选人对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二代CEO使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而职业经理人使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该结论在利用PSM、两阶段回归法处理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与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家族企业中,二代CEO与职业经理人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更加两极化;企业规模是职业经理人风险承担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这在二代CEO身上没有体现。     

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谁更能促进家族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我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转型升级的需求,创新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逐渐受到家族企业的重视.本文以我国2010-2019年1546家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 CEO来源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家族成员担任CEO更能促进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由职业经理人担任CEO更能促进家族企业的创新产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非高新技术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担任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新技术家族企业中,职业经理人担任CEO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我国家族企业经理人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家族企业中关于经理人选择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学界、实务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于家族企业中经理人这一特殊群体的深刻思考.未来的十年至二十年,中国的家族企业将大范围地把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移到第二代继承者手中,在这一过程中,经理人的角色可能会越来越重要.那么,在我国家族企业现有的环境下,哪些因素决定了家族企业如何在家族成员和外部职业经理人之间做出选择？笔者选取了1990～2007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在首次公开发行（IPO）时即为家族控股的245家家族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民营家族企业经理人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职业经理人引入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基于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

以沪深两市2010—2015年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在成长性水平不同的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引入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差异。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非效率投资普遍存在于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中;上市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与低成长性企业相比,高成长性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即企业成长性水平的逐步提高会削弱职业经理人引入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家族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及治理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群体,其代理成本的产生与治理均有别于一般的企业。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506家家族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及其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其代理成本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通过在过在董事会中引入职业经理人能够有效地抑制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而家族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薪酬差距则会加剧企业的代理冲突,增加其代理成本。     

谁更倾向于战略变革：家族成员CEO还是职业经理人CEO?

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家族企业CEO来源对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家族成员CEO,职业经理人CEO更倾向于进行战略变革。进一步研究表明,家族涉入程度越高,家族成员CEO与职业经理人CEO的战略变革水平差距越大;家族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越高,家族成员CEO与职业经理人CEO的战略变革水平差异越小。此外,本文还发现,相比于家族成员CEO,职业经理人战略变革的绩效更好。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家族企业CEO来源与战略变革的文献,对家族企业进行战略变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职业经理进入家族企业应主意的几个问题

温州的正泰集团、天正公司、新华公司等早在90年代中期以前就开始突破企业家族制。此后，突破家族制、聘用职业经理的各种成功与失败的案例经常见诸报端。2000年，广东顺得万和集团聘请职业经理人李洪峰（原大学教授）；担任主管营销的副总经理陆强华与老板黄宏生翻脸，率营销队伍近百人哗变；2001年，众多网络公司的职业经理纷纷离职；今年5月26日，高举“为百姓造车”理念的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大胆引进职业经理人徐刚和柏杨，备受世人关注。全世界80%以上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家族经营模式仍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华人社会。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老板与经理如何协作双赢

美国42％的企业为家族所控制，欧洲43％的企业是家族企业或家族关联企业，我国90％以上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可见家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竞争加剧，我国家族企业正面临生存和发展的“瓶颈”，要么消亡。要么转型。关于目前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存亡，业界基本达成共识：家族企业家族管理必然死路一条，家族企业非家族管理才是必由之路，即引进职业经理人，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实现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现代化。可是。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中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往往同床异梦，老板侵犯经理人权益和经理人损害老板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双方互信、协作机制难以建立。难道老板与经理人之间注定不能相融？     

证券监管、治理结构和公司违规——来自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证券监管查处的违规上市公司是由于在治理结构问题,或是有其他因素导致公司违规,对2002～2004年违规上市公司尤其是治理结构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ST/PT公司与公司违规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有企业、国有股比例与公司违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一人担任、管理人员变更与公司违规关系不显著。同时还发现,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违规成正相关关系与预期的相反。     

投资机会、审计风险与审计质量研究

审计可以被视为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一种监控机制,是一项能够约束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以我国2004年--2008年只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的基础上,检验审计质量、投资机会和可操控性应计的关系后发现:高投资机会公司的股东为监督公司的管理者有动机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同时,投资机会越大的公司,其可操控性应计越高,即高投资机会公司的注册会计师面临着更高的审计风险;而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和被诉讼的风险,也有动机提高自身的审计质量,从而遏制被审单位的可操控性应计.     

The compensation of top manager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talian firms

This paper examines one of the most studied aspects regarding the compensation of top manag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muner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principle research objective is to find evidence of this correlation in Italian companies. Based on a sample of 145 Italian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Milan Stock Exchange, as analysed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2004 and 2009, the research findings do not demonstrate a link between company performance and the pay of top managers. Another empirical result that should be highlighted is the presence of a greater correlation between rate of pay and company size, in terms of stock turnover, which demonstrates the likely presence, at least in certain situations, of a dimensional premium that is to the benefit of the managers of larger companies. This research project evidences empirical results in the Italian context that support the findings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as regards the absence of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mpensation of manager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firms.     

管理者自信程度、两权分离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3135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与现金流分红权分离与否的视角,探讨了管理者自信程度对企业成本粘性在两权分离度不同情况下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自信程度与企业成本粘性正相关;相较于实际控制权与现金流分红权不相分离的企业,两权分离度促进了管理者自信程度对成本粘性的正...     

社会资本、隐形控制与掏空——基于广东博信的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相关理论,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国有上市公司民营化过程中,原管理层借助社会资本,通过隐形控制掌控上市公司,进而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通过对广东博信这一典型案例的深入研究,本文发现:在中国民营化的现实背景下,国有上市公司原管理层利用国有产权转移的机会,调动各种社会资本,实现对上市公司的隐形控制并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确实存在。本文提供了在国有股股权转让的现实背景下,原管理层调动各种社会资本变相掏空上市公司的证据,丰富了掏空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学术界和实务界从社会资本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掏空行为中控制权这一重要概念。     

公司风险视角下上市国企管理层股权激励研究

在允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背景下,考察了其不同种类风险与经营者股权激励强度的关系。先界定了风险的类型,再通过构建基于风险的两种股权激励模型,并进一步推导得出：若国有上市企业的管理层不能（可以）买卖公司以外的市场证券组合时,其最优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特别性风险成反向变化关系,而与公司整体性风险的相关关系不确定（无关）,这为正在实践中摸索的国有上市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合同的设计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建议。     

上市公司如何在非理性世界中确定股权回报率

确定股权回报率是进行长期投资决策的关键步骤,但在现实非理性世界中难以直接运用传统财务理论所推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来确定股权回报率。针对FAR与NEER方法,本文首先探讨这两类方法的理论依据并揭示其本质内涵,然后说明:在非理性世界中,如果上市公司管理者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那么就应该基于公司项目的基本风险来确定股权回报率;相反地,如果管理者追求近期股价最大化,那么就应该基于市场投资者的预期来确定股权回报率。     

中国CEO到底该拿多少钱?

又到一年上市公司发榜时。热点疑问是：企业高管一年到底拿多少年薪？但是，更关键的问题是：天价CEO到底值不值这个价？如何对企业家价值进行合理估值？华夏基石管理咨询公司最近进行了一个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研究，试图找到“高管激励”的真正难题与解决之道，并勾勒了一个影响高管激励的角色图谱。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