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探讨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文从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引发的理论入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由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国家特定优势共同组成;企业所有权优势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国家特定优势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和响应机制:2002～2010年

基于"走出去"战略、转型期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四个维度分析中国OFDI东道国响应机制的母国制度效应,并基于2002～2010年中国OFDI在全球99个国家的区位分布进行反向验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使大规模OFDI在企业未形成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提前出现,大多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中国企业拥有更多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从双边经贸制度安排来看,同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促进效应。     

税收优惠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样本的实证研究

为减轻企业负担，中国不断推出税收优惠政策措施，有效激发了企业市场活力，文章以此为背景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文章匹配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和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构建研究样本，在测度企业税收优惠额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影响具有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区位战略上的异质性；税收优惠通过资金和效率两个层面的传导机制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强度因创新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本身不同而存在差别。文章在微观上验证了税收优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优势来源，为持续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矿企业FDI行为研究:理论前沿与趋势展望

对外直接投资即FDI,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各国学者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动机和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竞争优势、区位选择、风险控制、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利用外汇储备优势 加强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在对我国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后盾,我国应利用雄厚的外汇储备这一优势,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完善各项制度,使外汇储备及其所支持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助力。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能力与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对中国在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非市场因素作用机制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走出去"战略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式制度安排,使大量FDI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能力成为其FDI全球扩张的真正动力,并使之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在传统商业文化影响下,非市场性个人关系网络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多选择拥有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双边投资协议作为重要的非市场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能力与对策研究

本文基于对中国在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非市场因素作用机制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走出去"战略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式制度安排,使大量FDI中国企业的非市场能力成为其FDI全球扩张的真正动力,并使之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发挥自身非市场能力的制度环境;在传统商业文化影响下,非市场性个人关系网络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多选择拥有潜在关系网络资源的国家和地区;双边投资协议作为重要的非市场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动态解释:一个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自从1960年海默开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以来,众多经济学家从不同层次和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及条件,从而形成了众多跨国企业理论.这些跨国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特有优势是与生俱来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就是利用这些优势产生更大的利润,因此分析角度是静态的.本文以企业成长最大化目标为切入点,从动态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并指出企业对成长最大化目标的追求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及其特征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微观层面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变迁中主动性较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的形成过程，其变迁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当前中国亟需建立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     

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国际投资的困难与对策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现实困难是缺少世界级企业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和地区分布和行业结构不合理但也有比较优势:一是技术适应性强和小规模优势二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必须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选择规模型企业,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合理输出产业,分层发展。     

制度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走出去战略实施之后,中国企业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了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不尽相同的177个国家和地区。在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下,如何选择最优的国际投资模式是对外投资企业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在资源基础论、产业基础论、制度基础论和异质性企业理论基础上,探讨了制度影响企业国际投资模式选择的基本机制,建立了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理论参考。     

多维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数据

中国已由商品输出阶段进入资本输出阶段,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输出的过程中,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06年—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家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投资引力模型并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实证分析经济、政治、法律3个维度的制度差异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最大,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的负向影响依次减弱,且制度差异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从不同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最大,且对中国在沿线转型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大于非转型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从不同资源丰裕程度的国家来说,法律制度差异对中国对沿线资源丰富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沿线资源匮乏国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东道国制度视角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为例,检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制化程度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本文将总体样本分成四个子样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东道国法制化程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普遍使用性,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以及流入自然资源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吗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日本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日本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得到反映日本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研判。同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细分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处于优势;第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以出口复杂度度量的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呈现互补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研发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日本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的作用更强,而对低技术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可以预见,为了进一步巩固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日本将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创新力度和能力。     

我国矿产企业FDI行为研究:理论前沿与趋势展望

对外直接投资即FDI,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各国学者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动机和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竞争优势、区位选择、风险控制、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制度环境、OFDI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空间视角分析

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利用OP方法核算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和省域TFP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国制度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和省域TFP,向OECD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TFP的提升作用优于非OECD国家,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效果要优于其他;但在空间相关性上,省域TFP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即TFP较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TFP产生负向影响;母国制度环境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TFP;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FP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无法提升国有企业的TFP。     

地区制度发展的动态变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母国制度环境对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往的文献多关注于制度发展的水平,而忽视了制度发展的动态特征,即基于制度理论和信号理论,文章探讨和分析了中国各地区制度发展的三个特征,即速度、节奏和同步性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并利用2003~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制度发展的速度越慢、越不规律、越不同步,企业越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同时,业绩压力和模仿同构压力调节了制度变化特征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存在双重强化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预期面临制度约束时,非国有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意愿更强,企业也更倾向于进入制度环境相对优良的国家和地区。文章的研究深化了对制度构成及其维度的理解,进一步丰富了制度理论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理论,对加强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制度环境、OFDI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空间视角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利用OP方法核算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和省域TFP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国制度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和省域TFP,向OECD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TFP的提升作用优于非OECD国家,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效果要优于其他;但在空间相关性上,省域TFP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即TFP较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TFP产生负向影响;母国制度环境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TFP;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FP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无法提升国有企业的TFP。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2003~2012年中国对7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为基础,首先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在双边投资协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东道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均能够促进中国对其进行投资,并且东道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东道国制度质量在门槛值以下时,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跨越门槛值之后,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作用变得不显著。     

环境标准软联通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国际环境认证的研究视角

文章选取国际环境认证这一环境标准软联通方式作为研究视角，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的经验证据，探讨了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环境认证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通过国际环境认证来进行环境标准软联通有助于其“走出去”。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国际环境认证不仅有助于通过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以降低环境壁垒，还有助于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降低资金壁垒，从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截面分析发现，当投资国家为“一带一路”国家、行业特质为重污染、市场竞争为高程度、产权性质为民营时，国际环境认证更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论揭示了国际环境认证视角下环境标准软联通的对外直接投资效应，拓展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因素研究，为政府推进环境标准软联通、企业实现“走出去”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