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被写人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进步,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加强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后．就一直致力于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分析总结当前形势和回顾执政历程后，精辟提炼出我党执政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党执政经验之一就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而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学习江泽民十六大报告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这一论断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关键是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最重要的是党依法执政。     

关于加强基层税收法治建设的思考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做出的战略部署,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特别强调: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税务机关作为政府的行政机关,其最基层的税务所、区县稽查局及同级的机关科室,是基层法治建设的着力点和排头兵。其工作不仅要实施最具体的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面对庞大复杂的行政关系相对人,维护和保障其权利与自由。同时,基层税务机关执法水平的高低、执法行为规范与否,都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的落实,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依法统计的认识和思考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强调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统计部门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要依法行政,必须依法统计。依法统计对干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哲学解读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弘扬法治精神，维护法的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强化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为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论依宪执政与宪法监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总体部署,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一论述突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那么,怎样才能保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呢？两者与宪法监督又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呢？     

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论断。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包含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个要素,党的领导是前提,人民民主是核心,依法治国是保证。这三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决定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道路和质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正在不断完善发展、走向成熟的标志。     

坚定不移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 矢志不渝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正>"法者,治之端也。"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     

论警察的法治意识

在当代中国,警察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同时也是武装性质的我国力量,承担着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等重要的社会责任,是我们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因此,警察需要科学、深入地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主要含义,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法治意识,为努力推进我国公安机关乃至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论法治化财政

财政的法治化是公共财政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讨论法治化财政的理想指标体系,并结合中国现实,对中国财政的法治化进程进行定性评价.理想的财政法治化指标体系至少应涵括六个方面的内容:财政的民主立法、财政的法律至上、财政法律体系的完备(健全性)、财政的权利保障度、财政的司法公正、财政行政行为的受约束程度.中国财政立法奉行了民主立法原则,但民主立法进程仍需进一步加快;财政行为的法律至上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财政法律体系虽已覆盖财政各领域,但立法层次低,立法质量不高,法律体系尚不够完备;财政的权利保障度和财政司法的公正性正在得到逐步改善;财政行政行为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约束,但是财政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从根本上影响了约束程度.     

区域产业簇群的发展与政府职责

本文认为,现代产业簇群是基于地缘关系、产业技术链、同业交往等关系而共生的产生群体,是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它的产生与发展是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结果,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现代产业簇群的必然趋势。为了促进我国产业簇群的发展,文章提出,政府在产业簇群的发展中应遵循产业簇群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其在重视与定位、研究与规划、宣传与传播、引导与协调、支持与宽容、保障与政策等方面的职能。     

论西方法治传统在中世纪的渊源

传统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种延续性意识与信仰。西方法治主义传统可以溯及古希腊罗马，是中世纪独特历史经验的产物。日耳曼人的法哲学是这一传统的新起点，而多元化的政治与法律格局则直接导致法律至上、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等观念的产生。     

"死去活来"话破产

应当把国有企业规范破产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法律不能只管企业的生，不管企业的死，而生死都是企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过去对国有企业破产关注不够、研究不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企业家来正确面对：既要认真落实《公司法》，又要认真落实《破产法》。     

浅谈民事责任竞合

民事责任竞合,是发生在民法这一基本法法律部门内部的一种客观法律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发生民事责任竞合是不可避免的。在发生民事责任竞合时,受害人作为请求权人,应当衡量对比各种因素,寻找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那种请求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从而使自己的权利能够得到更为周到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实现最大化。     

美国对目标公司反收购行为的规制:商业判断规则之运用

在敌意收购中 ,目标公司的董事无疑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 ,因为敌意收购一旦成功 ,他们很有可能丧失工作或名誉扫地。因而 ,目标公司董事往往会运用手中掌握的经营公司的权力 ,采取各种措施挫败敌意收购者。对于这种反收购行为 ,美国判例法援用原有的商业判断规则 ,并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系列测试标准 ,用以评判目标公司董事的反收购行为是否符合董事的注意义务 ,主要有 :主要目的测试标准、相当性测试标准、最大价值测试标准、公正拍卖者测试标准等。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原产地规则的应用

内地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香港CEPA)自2004年1月1日实施以来,对双边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截至2010年,内地已对原产于香港且已制定原产地标准的1587个税目商品实施零关税。原产地规则是判定一项国际贸易流通领域的货物原产地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行政决定的总称,决定着一个区域贸易协定能否顺利实施和正常运行。本文以香港CEPA为对象,介绍了香港CEPA及其原产地规则的主要内容,在与我国签署的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优惠原产地规则相比较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香港CEPA原产地规则的独特性,并对其在应用中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存在问题作出了评论。     

论中国古代社会“礼治”与“法治”的合流及其利弊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所崇尚的＂礼治＂与法家所推崇的＂法治＂因其倡导的＂亲疏＂与＂平等＂理念的矛盾而始终处在互相抗衡的状态,秦朝推崇＂苛法＂而＂焚书坑儒＂,汉代则废除＂苛法＂而＂独尊儒术＂,而从汉武帝时期,＂礼＂与＂法＂逐渐合流,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礼法＂,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绝对控制＂法＂,而此时的＂法＂与传统的法家之＂法＂已相去甚远。我们不愿再见秦时的＂苛法＂,但后来的＂礼法＂亦非今人所欲。对儒家伦理的提倡需要慎而又慎地去粗取精,万不可盲目推崇。     

Making the Market Work: Enhancing Consumer Sovereignty Through the Telemarketing Sales Rule and the Distance Selling Directi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visions of the Telemarketing Sales Rule, which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promulgated in 1995 pursuant to the 1994 Telemarketing and Consumer Fraud and Abuse Prevention Act. The author proposes a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the Rule may be understood as embodying a regulatory strategy of controlling abusive telemarketing by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arket forces. In particular, the Rule works by improv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flowing to consumers,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transactions that the consumer does not truly intend, preventing telemarketers from evading the effects of market forces governing availability of payment mechanisms,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tract regime.The article then applies the same framework to the 1997 Distance Selling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Union, yielding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that EU member countries may find useful when transposing the Directive into national law.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some of th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that EU member countries should take account of when transposing the Directive's requir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commerce.     

浅析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制度中裁审衔接问题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建立了对小额仲裁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劳动标准的案件附条件的“一裁终局”制度,但对该项制度规定得过于简略,在操作技术层面考虑不周,尤其对该制度在仲裁与诉讼的衔接上未作详尽规定,使该制度的实际操作遇到很多困难和争议,导致其设计初衷未能进行充分有效地发挥。本文通过分析现行法律规范框架下劳动争议“一裁终局”制度在裁审衔接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成因及其在实践中引发的困难,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建议,以期使“一裁终局”制度充分发挥其效用,从而促进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方面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