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政策的互动及其优化

公共危机的发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提出了挑战。公共危机管理策略的优化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化解政策困境。这不仅需要确立公共危机管理中公共政策制定的原则,还需变革危机决策的方式,更要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其中的作用,进而有效解决公共危机事件,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作用、困境及创新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弥补政府失灵,提高公共政策的品质,增强政策的合法性。但是,我国当前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善,公众参与意识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官僚制之下的“责任困境”使得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陷入困境。为此,必须对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制度与参与方式进行创新,以形成一种实质性而非形式上的公民参与。     

公共危机视角下我国政策主体问题研究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危社会,公共政策在危机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共危机所具有的特性不仅增加了危机政策制定的难度,也对公共危机政策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危机政策主体还存在危机决策者的综合能力不高、政策研究组织的作用不强、民众有效参与及意见反馈机制缺失、大众传媒的作用不到位等较多不足,需要从提高危机决策者的素质、发展"外脑"提高政策质量、吸引民众、大众传媒参与危机政策制定过程等方面加以完善。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制约因素及补救措施

制约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因素有:政策主体权威的衰减;决策主体违背决策程序;公共权力偏离公众价值取向;低水平的公民参与。为提升公共政策合法性,应采取以下策略:提高政策主体的综合素质;完善决策程序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加快法制化进程、完善监督机制;提高公民参与的程度。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困境及解决对策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有促进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支持、提高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和保障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作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包括地方政府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不足、相关法律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等。应通过打击腐败利益同盟、提升地方政府执行力、加强地方政府诚信体系建设、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创新能力等措施来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力。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对抗执行的表现及其纾解

公共政策经过合法化程序后,即进入政策周期的政策执行环节。公共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间环节及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也是检验公共政策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尺。在系统梳理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对抗执行行为表现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造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对抗执行行为发生的原因,并着重从实现政策执行主体公共精神的回归、整合政策执行主体利益诉求、合理控制政策执行裁量权等方面,提出了纾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对抗执行的建议,有效提高政策执行的效力。     

政府经济政策评估刍议

科学完整的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离不开政府经济政策评估活动。政府经济政策评估有助于预防和纠正政策制定偏差、明确经济政策的可行性程度、提高政策执行绩效等,是政府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保证,是构建良好公共关系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经济政策评估的方法有定性与定量评估方法、过程评估方法和前后对比法等方法。要改进政府经济政策评估需要完善政府经济政策评估的标准,建立科学正确的经济政策评估程序,完善法律、法规,出台专门性的法律和制度,建立专业的评估组织和部门等。     

公共政策民意吸纳机制研究——结构分析的视角

民意在民主政治中的无上价值和现实中的诸多弊端,使得公共政策的民意吸纳往往会遭遇价值与事实间的矛盾冲突,这就使得建构相应的民意吸纳机制成为一种现实必要。公共政策民意吸纳机制包括民意搜集机制、民意判断机制、民意说服-解释机制以及民意吸纳的辅助机制。民意搜集机制在于搜集民意的“原料”及其相应“加工品”,民意判断机制解决的是吸纳民意以及吸纳何种民意的问题,民意说服-解释机制则主要应对政策过程中民意的不吸纳或者部分吸纳情形,民意吸纳的辅助机制则为民意吸纳机制得以顺利运行奠定良好基础。四种机制相辅相成,构成了公共政策民意吸纳的完整过程。     

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民意表达走向制度化的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的层面上来讲,就是要充分重视民意表达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定位与功能,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保障民意表达的基本制度体系,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体制与机制方面的问题,需要地方政府构筑多层次的民意表达渠道,增强对民意诉求的回应能力。上海市信访办开展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从制度建设的层面探索完善民意表达的法律制度体系、改进民意表达效能,为民意表达走向制度化提供了借鉴。     

如何认识制定政策与立法过程中的民意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政策、法律是反应民意的，但笔者认为，在制度设计、实际操作和决策者的心态上，民意的作用是有限的。笔者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社会历史原因，并指出，除了多数人的意愿、整体利益是民意以外，局部利益、少数人的意愿以及基于真实信息并经充分讨论的民意也都是民意。     

政策终结：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与传统社会中主要通过行政行为进行社会治理相比,公共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降低社会成本、调节社会运行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如果一项政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又继续被保留下来了,就可能会发挥极其消极的作用。因此,及时、有效地终结一项或一系列错误的或没有价值的公共政策,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更新与发展、推进公共政策的周期性循环、缓解和解决公共政策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优化和调整公共政策系统的目标。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策略探讨——基于食品质量免检政策终结的分析

在公共政策领域长期存在着一个终结的难题,人们更多的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对政策的终结却缺乏热情。然而现实的公共政策实践中,大量过时的、多余的、无效的政策已发挥不了作用,却耗费着政策资源,必须对其进行终结以节省资源、优化政策和提高政策绩效。政策终结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动,文章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以食品质量免检政策为例来分析公共政策的终结中政策之窗开启的契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正耦合,并探究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策略。     

执政成本的公共政策制定

问题确认是执政成本投入的起点,议程建立是执政成本成为公共政策的过程,依据一定理论制定公共政策,这是政策制定的三个步骤。把握问题确认的方法与议程建立的程序,科学地确立制定依据,这是执政成本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三个环节。执政党的执政成本投入必须将其转化成公共政策,这是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的基础工作。     

浅议政策制定中的“软化”过程

政策的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环节,金登教授认为,政策制定过程不是一个在阶段和步骤上都整齐划一的过程,而是三个过程:问题过程、政策过程和政治过程。在政策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政策建议的“软化“活动。本文试图对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进行简要分析并着重分析政策制定的“软化“过程。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治理理念和公共政策

公共危机频发的根源在于公共治理理念及公共政策的偏差。政府应始终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来治理危机,这是消除或减少公共危机之根本。政府功能和责任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不应该、也不能够承担危机的全部责任,必须积极寻求社会的参与和合作。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是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决定性力量,政府应依靠公众和民间组织,善用媒体,组织社会力量共度危机。     

政府危机管理的媒体政策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因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制定有效的媒体政策,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引导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公民政策参与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初探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途径,以政策参与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实质上是利益关系,根据这种利益关系可以对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做出界分。公民政策参与实践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现实的反映,只有将公共政策体制和制度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分析视野,才能推动公民政策参与研究走向深入。     

当前中国政策体制的检视与展望

公共政策是政府公共产出的核心环节,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之一,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良序社会的形成。一项公共政策的善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成此项政策的政策体制,当前中国二元结构下的政策体制在多元力量关系的张力之下已力不从心,构建多元参与的公共政策体制已成时代之需、治国之急。构建新型公共政策体制的首要任务是要建构起一套动态博弈而非静态统摄的公共话语表达机制,因此,政府要增加我国民间社会资本的存量,增强公民的自组织程度,允许更多的社会力量自由、平等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规范和引导公民的合法参与行为,建立起自由、畅通的公共话语表达机制和政策平台,使公共声音能够顺利的进入体制内部。     

公共危机决策者的决策能力分析

公共危机具有非常态性,非常态的公共危机的化解需要非常规的公共危机决策,公共危机具有公共性,公共危机决策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公共危机决策在约束条件、决策目标、资源调动、决策程序和决策效果等方面体现了特殊的性质和要求,对公共危机决策者的决策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作为有限理性人,公共危机决策者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加强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的配套建设,弥补公共危机决策的制度缺陷:二是决策一把手要培养九种能力,强化五种意识;三是健全公共危机教育机制,提高社会公众的成熟度。     

美国扶持企业的技术转移政策及其启示

技术转移是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必经环节，美国面临日本科技与经济的挑战，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技术转移政策法律体系，为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国也从中得出：坚持技术转移法治化，秉承技术转移政策法律制定的循序渐进性，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以及大力扶持小企业技术创新等启示，以期从法制角度完善技术转移政策体系，为企业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