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生存、演进及发展

本文从分工，专业化的角度论述了农业生产组织的选择，农业生产组织的演进形式取决于政府目标及其采取的相应宏观政策，价格自由，择业自由是竞争性市场环境的前提，如果政府既控制农产品价格，又严格限制择业，为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目标，人民公社体制就是政府强制推行的制度安排，如果政府控制价格，松动择业，就会赞成工业品生产过剩，农产品供给不足；如果政府放开价格，控制择业，就会人为制造行业垄断，保证少数人利益，如果政府放开价格，择业限制松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选择就成为政府推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如果价格，择业充分自由，家庭农场可能是未来农业生产组织的重要形式。     

新中国60年农业组织形式变迁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和调整,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灵活性、试错性和实用主义的特点。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和激励作用,无论是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首要目的是激发农民(农户)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也逐渐暴露出这些农业组织形式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和消极效应。因此,在现阶段,积极探索和创新农业组织形式,再次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关于农业生产组织结构的研究

农业生产组织是指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实施的机构或实体。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组织不仅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户、国营农场、农业企业,还有农业生产者之间不同的联合与合作行为所形成的组织形式,如各种々业协会、技术协会、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组织等。这些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机构或实体（农产品生产者）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被称之为农业生产组织结构。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中国农业发展——回顾与思考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经历了从传统市场经济转向人民公社，然后又从人民公社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重大变革。在此期间，农业的发展解决了自古以来就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本文封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并探讨了人民公社和家庭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     

家庭农场抑或企业化——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农业是排除了迂回环节的狭义农业,具有很强的自然生命特征,因而分工水平低而且劳动力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补性弱。另一方面,与企业相比较,家庭作为经济组织更适合分工水平低且对生产要素之间匹配要求不高的生产活动。因此,家庭是比企业更经济的农业生产组织。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缺乏转移空间,阻碍了农业机械化进程,而农业生产企业化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中国农业生产组织政策绩效分析与评价

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的农业生产组织政策 ,其最大失误都在于政策安排的产权制度造成农业生产组织的效益严重溢出。小农经济的“过密化”的生产也是农业效益低下的原因。因此未来的农业生产组织政策首先必须围绕着克服以上两个缺陷来设计 ,需要选择适用于中国农村实际的、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组织。     

一种农业生产与分配的组织形式:“农业企业”

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阻碍将我国建设成为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矛盾。文章阐述了科学发展观下的农村反贫困机制问题,认为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是农村反贫困的重点,提出了以企业组织农业生产的观点,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最后通过对比,说明农业企业与农业公社的本质区别,指出在农村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的集中经营并不必然要走计划经济的道路,只有市场化才是改革的正确方向。     

谈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

农民家庭（简称为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主体。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被计划经济禁锢的农村生产力。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其弊端逐步显现。其具体实现形式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从农业发展现实和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来看，合作制家庭农场是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最佳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下篇)

4.关于稳定农业生产的政策考虑 粮食生产在过去起伏很大,经常导致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也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由于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需品,也是农民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政府始终希望保持对粮食产量的价格的一定程度控制,以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在经济改革……     

土地调整、地权稳定性与农民长期投资激励

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土地调整破坏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从而削弱了农民的长期投资激励。本文将农户的长期投资划分为两类,“与特定地块不相连的长期投资”以及“与特定地块相连的长期投资”,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调整对农户的这两类长期投资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文的主要结论有:“减人减地”使农户的第一类长期投资大幅度下降,“增人增地”对农户的第一类长期投资没有什么影响;“减人减地”和“增人增地”对农户的农家肥使用量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把“减人减地”导致的以及大调整所可能导致的第一类长期投资的减少完全归咎于土地调整所导致的低效率。     

知识生产函数研究的演进与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渗透到生产能力的知识积累和知识溢出是新经济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中心主题。^[1]知识生产与产出之间的地理溢出范围(马歇尔空间外部性的程度)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城市与区域经济中,大量经验研究集中在知识的生产、研发活动和区域经济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技术创新方面。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区域范围内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结构的作用,即创新网络组织形式、区域创新联合体和区域知识基础设施。     

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片面地强调土地的规模经营、农业劳 动力的转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发展,而必须从产业整体角度去定位。     

农业与认知能力发展——来自中国农业改革的证据

已有的关于中国农业改革成效的研究忽略了农业改革对健康的影响。本文研究中国的农业改革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利用1987年和2006年两期中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发现8—20岁人群的认知残疾发病率在此期间下降了1.34个百分点,而农业改革解释了其中的74.68%。这些发现支持"胎儿起源假说",即胎儿在母体内的不利环境会影响其一生的健康状况。农业改革不仅奠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中国的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问题,塑造新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经济体制、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产业选择和调控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不断调整优化,才能实现持续发展和大国崛起的目标。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科学有效测度人工智能发展水平是响应国家科技战略的有益尝试。运用熵权法,从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生产应用4个维度测度2003—2018年中国省际人工智能发展指数,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对其区域差异和动态演进进行进一步探究。结果表明,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属于人工智能发展领跑者,山东、辽宁、天津、四川、重庆、湖南、湖北、陕西、福建属于追赶者,其余省份属于落后者;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区域差异较大,其中,东—西、东—中、东—东北差异是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内差异和西部地区内差异为次要来源;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可以分为2003—2006年、2007—2010年、2011—2014年和2015—2018年4个阶段;考察期内,东部地区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扩展效应,东北地区呈现出两极分化效应,中部地区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相当,西部地区呈现出多极化效应。结论可为健全科技评价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为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提供实证数据,为系统布局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优势提供政策依据。     

西方经济思想演进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分析

西方宏观经济学不确定的内容与不同学派无休止的争议显示了经济学的非成熟性。纵观宏观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主流思想的基本定位仍然在供应与需求孰重孰轻上,中国经济学研究也进入了这一思想构架,但中国经济学实际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经济学的精确化问题,经济学的贫民化问题,经济学的人本化问题和经济学的角用性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西化”的研究将会使我国经济学走入误区。     

我国农业特区发展模式研究

本文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提出了农业特区发展模式,探讨了构建农业特区的一些基本问题.文章界定了农业特区的涵义,划分了农业特区的基本类型,论证了构建农业特区的必要性及可行性,阐述了我国农业特区的发展模式,分析了构建农业特区应坚持的原则与应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