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R&D投入视角

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使用SFA-Malmquist效率测度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31个省份2007-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 发现: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研发创新融资约束、释放创新活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发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这一分解因子上.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中介效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中国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实体投资偏向与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为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改进发展绩效提供了更有效的金融服务功能,并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偏向,通过抑制金融资产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和资本性支出的实体投资的途径影响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1—201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并采用多种计量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影响效应存在产权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在民营企业和中东部地区更显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企业投资的合理分配等方式可协同促进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特色金融资源配置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央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联度,导致中央缩减对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另一方面打破了地方层面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政府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中央—地方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政府—市场间金融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应当增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维持政策确定性和稳定性;完善并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职能,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治理体系;着力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金融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

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对企业赋能,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值得关注。文章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0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科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科技之间存在“U”型的关系。区域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进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金融科技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金融经济与微观实体经济的融合,而且对中国金融科技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产业规模偏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省级政府五年规划文本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因而科学认识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关系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中国省级政府“十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文本，测算了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的产业规模偏好总体上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产业规模偏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抑制市场竞争、阻碍企业进入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通过促进集聚效应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产业规模偏好带来的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规模报酬递减行业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地区企业；(4)虽然产业规模偏好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有效增加了企业层面的投资、销售收入和税收。本文对于新发展阶段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设计有着重要启示。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经营杠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探讨企业杠杆风险的重要来源——经营杠杆是否及如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的增加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拓展性研究表明：(1)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是经营杠杆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2)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仅在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和调整成本时显著,表明企业自身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及调整成本水平,是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经营杠杆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落实结构化去杠杆,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考察

在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文章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突然停止”冲击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9%;异质性考察显示，规模小、资本密集程度高、政府补贴程度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突然停止”的影响程度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突然停止”冲击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在该作用机制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且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加，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程度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突然停止”发生之后，增加内源融资和外源股权融资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升。由此，文章认为，完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降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稳创新”,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广开源”,完善自主创新长效机制“注活力”,将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冲“突然停止”冲击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金融机构扶贫是否提升了企业生产率?——来自券商帮扶的证据

本文考察脱贫攻坚战以及券商帮扶对贫困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基于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将贫困县企业与邻近非贫困县企业进行倾向性得分配对,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显示,在实施脱贫攻坚之后,贫困县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其中,券商帮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券商具备较多的行业专长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券商帮扶显著缓解贫困县企业融资约束,扩大企业债券融资规模,这表明我国金融中介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金融扶贫和智力扶贫的双重作用.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机构持股较低以及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脱贫攻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研究对如何更合理科学地评估我国扶贫政策的经济后果以及金融中介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含义.     

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供应链金融同时具备供应链属性和金融属性，其如何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以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企业数字化程度低、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存在银企关系的企业相比，在企业数字化程度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低、非银企关系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该研究丰富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也对提高企业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促进企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基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调节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关期,人力资本在提升经济质量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财政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支撑力量,其增加却没有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陷入瓶颈,背后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探究财政教育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并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4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债务对财政教育支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产生了抑制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财政教育支出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地方债务通过挤出私人投资和挤压地区私人经济规模阻断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途径产生抑制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和债务的抑制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水平下具有异质性.     

融资融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企业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进入融资融券标的名单后,其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显著上升,表明融资融券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融券机制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资金约束较小的企业的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并通过对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的区分研究,显示两种机制均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研究结果说明了融资融券机制会改善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加强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督,从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     

服务业市场竞争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制造业企业中间投入"服务化"的趋势下,文章聚焦于考察"中国服务业(运输、电信、分销、金融)市场竞争"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服务市场上竞争的引入和增强,会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2)大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内置化"现象严重,中小企业因对外部服务投入依赖更深,更易于从运输、电信及分销服务业市场竞争中获益;但另一方面由于大企业多聚集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且受制于中国金融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竞争导向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受益者.(3)受中国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特征影响,提高中国电信和分销服务市场竞争,将更有利于劳动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而运输和金融服务市场竞争增强会更有利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企业集聚的中西部地区.(4)运输、电信和分销市场竞争加剧,更有利于制造业内生产效率领先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中国金融业仍属于国有控股体制,金融改革的效率红利更易被位于生产效率低端的国有企业所获得.该现象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国制造业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走向收敛提供一个技术性解释,但其本身也彰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实施金融产权改革的迫切性.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挤出效应与企业劳动雇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雇佣。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进而抑制了企业劳动雇佣。进一步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融资需求较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研究结果还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主要抑制了企业对高学历员工的劳动雇佣。本文一方面从企业劳动雇佣的视角拓展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债务的角度为金融资源配置如何影响企业劳动雇佣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就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地方债发行能否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和新三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地方债数据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债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债发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也减缓了高素质人才的积累。异质性分析发现,专项债比一般债更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地方债发行对提高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低债务水平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债发行规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地方债水平超过0.0773极值后,地方债发行会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坚持通过地方债发行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融资结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占比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提高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比则显著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企业所有制属性、行业属性、技术密集型属性和资本密集型属性中,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与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分别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显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提升企业利润率,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则会显著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利润率,从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