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自贸区的外资管理模式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次在我国境内试行外资管理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是对我国原有外资准入制度的全面变革,被视为一大亮点。国际投资中的外资准入制度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国内法的管辖范畴,由各国自行在国内法中规定,中国一直以来对外资准入都按照正面清单进行严格审查,实行审批制。负面清单审查模式对于外资进入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态度,这对上海自贸区乃至中国在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有利,也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投资制度上的突破,对我国外资准入自由化进程更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如果要想牢牢地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加强对外资的吸引就显得非常地重要。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促进经济贸易往来,加之许多发达国家的运用与推广,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于是变成为了国际投资的新型投资制度。因此,对负面清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负面清单制度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运用经验,为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提供方向,为我国外商投资准入管理模式的发展与完善开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新型道路。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研究

从上海自贸区到如今的11个自贸区,负面清单准入模式已逐渐成为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的未来,故对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迫在眉睫。文章对负面清单制度的概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美国、欧盟和印尼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脉络,以期对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完善有所启示。针对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为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发展提供参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法律分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是其亮点也是难点。"负面清单"模式是国际贸易或投资协定中做出义务承诺的一种方式。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模式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谈判模式的先试先行。本文将探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相关的法律问题,如"负面清单"是否包括了未来出现的产业,"负面清单"内容是否可增加及这样做可能的理由,对"负面清单"内容发生理解纠纷的解决机制等。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的现状与完善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国内第一个对外资准入的国民待遇采取了"负面清单"方式的试验区,在中国创新对外开放模式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上海自贸区在内容、透明度、法律制度方面仍存在一些漏洞、弊端和潜在的风险,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文章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政策措施。     

中国与越南外资准入制度比较研究

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政治、经贸来往日益密切,为更好促进中越两国经贸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目的,有必要就我国与越南外资准入制度作一比较研究,以期达到相互借鉴和吸收的效果,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     

自贸协定中文化产业外资准入清单模式的比较研究及启示

自贸协定中文化产业领域的外资准入清单设置具有多样化和复杂性的特点。文章利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针对当前文化产业较发达的国家缔结的自贸协定中相关清单的模式加以研究,并对我国相关清单的设置提出建议。此类清单主要有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两种模式,采用负面清单的国家又存在多种变通方法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我国应当借鉴先进国际经验,在形式上设置减码和加码清单,分别将禁止类和限制类的产业门类纳入其中,采用通行的产业分类标准,提升清单透明度,灵活地设置负面清单的条款和内容。     

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外资准入管制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东盟各国国内法对外资准入均施加了诸多限制,给予外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是投资自由化的有力证明。调整中国和东盟之间投资关系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对于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避而不谈,这样的规定与中国和东盟在国民待遇问题上所一贯持有的立场有关。实施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不能一蹴而就,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的背景下,各国应进一步放开对外资准入的管制,以促进区域内投资自由流动。因此,需从国内法层面和国际投资条约层面就区域内外资准入管制制度加以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初探

《外商投资法》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是我国外商投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该法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作为外资准入的基本制度,并且从多方面规定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公平与平等待遇。《外商投资法》规定了促进、保护和管理外商投资的原则和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一些具体的制度包括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等仍需补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全面梳理和修改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

一、当前国际投资领域出现的趋势性变化（一）投资自由化仍是各国投资政策的主流目前由于各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投资自由化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但多数国家总体上认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自由化的范围和领域都在日趋扩大,近年来的外资立法实践普遍朝着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金融危机后,投资自由化虽然不断受到形式多变的保护主义的冲击,但各国投资政策的主流仍然是自由化,因为在经济衰退背景下,世界各国需要通过进一步自由化来推动经济发展。     

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检验

本文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外商投资自由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引致的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加快企业资本深化和带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降低垄断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异质性研究证实,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对政府行为的拓展分析发现,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可以弱化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加大政府补助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本研究从外商投资自由化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对进一步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具有启示意义。     

国际投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研究——以美国晚近缔约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

投资准入规则是平衡国家经济监管权和开放投资义务之间的重要砝码,核心是准入阶段外资的待遇标准。目前最先进的外资准入模式是"负面清单"基础上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外资准入阶段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特别管理措施规定的汇总,其中最具谈判空间的是"不符措施"。不符措施以附件清单的方式,列明缔约各方针对具体产业部门,维持现有和未来采取背离国民待遇的措施。在中美BIT谈判中,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列出恰当的负面清单,将外资准入国民待遇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而中国未来国际投资条约签订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以投资便利化为目标,灵活地选择准入阶段外资待遇标准。     

自贸区建设应摆脱特区思维

从特区到自贸区,我国开放程度不断深入。这对招商引资及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定政策在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规则。特区时代的过度优惠政策显然违背了WTO公平贸易的原则,更不符合自贸区战略。最好的营商环境是法治,政策法规透明。一个地区,有法律的尊严,才有美好的形象。自贸区不是针对特定区域的政策红利,而是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旨在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创新体系。不是要政策,给优惠,相反,如总理而言,是壮士断腕,自缚手臂。是用改革的阵痛换来凤凰涅槃,推动转型升级,换来新的增长点。     

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法律探析

自2013年以来,我国正逐步完善对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的建设,在外资准入的管理模式上也进一步地改革、创新。伴随国内经济总量的日益增长及经济活性的稳步提升,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是大势所趋,经济全球化利于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但对于法律风险的规避以及对外法规的建设实则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完善对外法律法规迫在眉睫。负面清单制度的意义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深化我国政府职能改革并促进外资进入。政府职能转变及产业转型深刻影响着负面清单制度,因此,应以政府职能与产业转型的现实情况来审视我国现阶段负面清单制度,方能指明我国负面清单制度的前进方向。     

外商投资自由化影响企业就业技能结构吗——来自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证据

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一次重大尝试,其在实现吸引外资基本目标的同时,是否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以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在探析该政策对试点地区外资利用水平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1年工业行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政策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引致的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就业技能结构,此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外商投资自由化通过市场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就业技能结构;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提升效应在东部沿海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以“引资”带动“引智”、更好发挥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辨析

投资准入在国际条约层面既可按欧式投资协定依"东道国法律"准入外资,也可按美式投资协定依"负面清单"准入外资,所体现的是一国投资市场的开放程度。我国正在尝试在国内法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准入外资,国际规则层面的"负面清单"制度可以为国内规则层面的"负面清单"制度设计和理念提供借鉴。"负面清单"内规定的限制措施应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改革外资准入备案制提高准入透明度与便利性,尽可能参照"棘轮机制"增强投资准入规制的稳定性,协调好内资与外资、国内负面清单与国际负面清单的关系。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制度探析——“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作为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的设立旨在摸索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的制度体系,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制度创新成为上海自贸区各项改革措施的重中之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首次提到的探索建立外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更是成为备受瞩目的亮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对我国新型外资管理制度的大胆尝试,是一次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创新。     

上海自贸区视角下我国国际多式联运业 外资准入法律问题研究

国际多式联运业的外资准入牵涉到向外资开放东道国的整个国内运输市场,所以相对于GATS体制下的海运业外资准入更为敏感和复杂。我国国际多式联运业外资准入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GATS体制下的归类困境、国内法下的外资准入多轨制难题以及外商独资企业的经营资格疑问等问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负面清单》并没有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相关部门在制定自贸区航运业外资准入规定时应当关注我国国际多式联运业准入法律制度可能因此受到的影响,并作出有效回应。此外,中外双边海运协定在自贸区的适用问题也需要谨慎处理。     

上海自贸区两个法律争议问题探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自成立至今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笔者本文一是,提出上海自贸区这一独特的主体在法学理论界的争议,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二是,提出学者对全国人大常委的有关暂调三部商法相关规定的争议,并给出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