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吉克斯坦外国投资法律制度简析——以促进中国对塔投资为目标

外国投资(FDI)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是一国平衡经济监管权和国内投资市场开放的最重要手段。作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国家,塔吉克斯坦是中国最具潜力的投资东道国之一。通过对塔吉克斯坦外国投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分析,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促进中国对塔吉克斯坦投资为目标,为中国企业赴塔吉克斯坦投资提供建议。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辨析

投资准入在国际条约层面既可按欧式投资协定依"东道国法律"准入外资,也可按美式投资协定依"负面清单"准入外资,所体现的是一国投资市场的开放程度。我国正在尝试在国内法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准入外资,国际规则层面的"负面清单"制度可以为国内规则层面的"负面清单"制度设计和理念提供借鉴。"负面清单"内规定的限制措施应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改革外资准入备案制提高准入透明度与便利性,尽可能参照"棘轮机制"增强投资准入规制的稳定性,协调好内资与外资、国内负面清单与国际负面清单的关系。     

政府协议、制度环境与外商土地投资

本文利用国际非盈利组织GRAIN的土地投资数据,分析了外商投资土地行为成败的因素。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影响土地投资交易的成功率,两国政府间的土地投资协议有利于投资者在东道国开展土地投资,并且在制度环境质量好的东道国表现更为显著。"中国因素"不利于我国投资者进行海外土地投资,并且"中国因素"与土地面积耦合在一起影响土地投资成功率,土地面积越大,投资越难成功。此外,东道国人均GDP、外资开放度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土地,殖民关系、行政距离、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土地成功率显著负相关。投资土地的面积与成功率呈现"U"型曲线,海外收购经验有利于投资成功,但投资多元化、土地用途、进入模式和未来投资计划对外商直接土地投资成功的影响不显著。根据制度环境选择投资区位、建立与东道国双边联系机制、重视媒体作用、加强文化传播、广泛吸取海外投资经验、合理规划土地投资面积有利于我国海外土地投资。     

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发展的国际实践和借鉴

<正>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是一个有着特定内涵的法律概念,其目的是向他国提供一个有益于鼓励贸易和投资的商业环境,核心是要求缔约国开放本国市场。目前,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还不是WTO的基本原则(姜明安,2002),市场准入原则以成员方已经认可的市场准入特许和承诺为基础。它是成员方承担的特定义务,而不是一般义务。因此,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外资准入法律管制作为一国外资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宽严与否,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投资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国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扩大经贸合作的措施探讨

"一带一路"倡议契合沿线国家发展与合作的现实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先行先试项目,中国增大了对巴基斯坦的投资,帮助巴基斯坦进行公共建设,实现双边贸易共同发展。本文从中巴关系、中巴经贸合作壁垒以及扩大中巴经贸合作措施等方面展开探讨。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一带一路"如何推动中巴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拓展,并提出中巴扩大经贸合作的具体措施。     

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内外资准入管制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东盟各国国内法对外资准入均施加了诸多限制,给予外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是投资自由化的有力证明。调整中国和东盟之间投资关系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对于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避而不谈,这样的规定与中国和东盟在国民待遇问题上所一贯持有的立场有关。实施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不能一蹴而就,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的背景下,各国应进一步放开对外资准入的管制,以促进区域内投资自由流动。因此,需从国内法层面和国际投资条约层面就区域内外资准入管制制度加以完善。     

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随机前沿分析

通过随机前沿方法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模式为垂直型投资,虽然投资总额较大,但是投资效率偏低,投资规模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应根据东道国经济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并加强与东道国经济社会合作,为在东道国的投资营造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从而逐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过程中充分挖掘投资潜力,提高投资效率,开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局面。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农业ODI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屡遭东道国制度风险而受挫。本文基于2013—2017年中国农业ODI流量数据,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东道国总体制度质量及其不同维度的子变量,以及东道国农业特征变量对中国农业ODI的影响效应,同时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业ODI与东道国制度质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现出制度风险偏好性特征;从东道国制度因素子变量上看,中国企业海外农业投资不太关心东道国政治制度性质和腐败控制程度,而更关心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和政府的效率,并倾向于避开政府管制和法律体系较严格的国家;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东道国制度质量正向调节东道国农业规模、农业自然资源丰裕度和农产品双边贸易总额与中国农业ODI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东道国农村人口总量与中国农业ODI之间的关系;制度接近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国与东道国总体制度质量及其子变量的制度绝对差异对中国农业ODI的影响方向都为负,但总体上不显著,这说明中国农业ODI具有制度接近性特征。本文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化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认识,也对企业海外农业投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