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吗？

数字经济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为区域创新创业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本文以城市创业活跃度为研究视角,利用2011—2018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区域“促创业”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水平。对于东部城市而言,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消费扩张效应和吸引FDI溢出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重要传导路径。政府应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营商环境为重要抓手,加快城市的数字化建设进程,借助数字科技和信息平台,有效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业的引导效应。     

契约执行效率能够影响FDI的区位分布吗？

本文在Antras and Helpman（2004）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两地区的垄断竞争模型，考察契约执行效率与FDI区位分布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对于契约密集度较大的行业，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契约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进行FDI。在此基础上，基于2006年中国分省分行业的经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市场规模、财政分权、金融市场发展等变量后，契约执行效率对地区FDI分布差异具有显著影响。     

产业集群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使得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加注重把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合理分配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性。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数字金融能够降低城市发展差距吗

数字金融借助数字技术重塑金融体系,为降低城市发展差距提供了可能。本文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构建包括23个基础指标的城市发展差距综合指标体系,并利用TOPSIS熵权法和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进而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发展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有助于降低城市发展差距,且对落后城市降低发展差距的作用更明显;(2)融资环境改善是数字金融降低城市发展差距的中介渠道,居民创业、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能够增强数字金融的影响效应;(3)数字金融对城市发展差距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当数字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其作用也随之增大。本文为研究数字金融与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优化数字金融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FDI动机对新兴市场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发能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利用逻辑和资源开发逻辑,探析了新兴市场企业的FDI动机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特定优势——研发能力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156家首次FDI的中国企业作为样本,利用其调研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拥有强烈战略资源寻求动机的企业倾向于进入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拥有强烈自然资源寻求动机的企业倾向于进入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研发能力会负向调节战略资源寻求动机与FDI区位选择的关系。     

财政透明与FDI区位选择

财政透明不仅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还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地方政府对FDI的吸引力。本文从理论层面诠释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考察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均显著为正,即无论是本地区抑或邻近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本地区吸引FDI流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二是财政透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中,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比在发达地区和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促使我国政府通过财政透明推动政府信息公开,且有利于规范地方政府的FDI竞争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     

国际人才流入是否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

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及理论模型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度。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与地区FDI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同时,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及地理集聚水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和较高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及促进我国FDI区域分布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投资环境对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就是一国对另一国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另一国创办或扩张其子公司的投资形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上升时期,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地吸引外国公司对我国的投资,抑或是鼓励我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深入分析研究投资环境对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微观影响因素与宏观影响因素。     

契约执行效率能够影响FDI的区位分布吗?

该文在ANTRAS AND HELPMAN(2004)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两地区的垄断竞争模型,考察契约执行效率与FDI区位分布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对于契约密集度较大的行业,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契约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进行FDI.在此基础上,基于2006年中国分省分行业的经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市场规模、财政分权、金融市场发展等变量后,契约执行效率对地区FDI分布差异具有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出口韧性吗

面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局势紧张带来的巨大负面冲击,数字经济逆势而上,在贸易领域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基于中国城市和海关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出口韧性二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城市出口韧性,且后续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论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因城市区位和政府治理效能、出口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风险而异;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城市贸易成本、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和增强城市创业活力进而增强城市出口韧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背景下,数字经济能够平抑风险并持续提升城市出口韧性水平。本文厘清了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出口韧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动贸易“稳中求进”,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启示。     

集聚效应与FDI区位选择: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影响FDI区位分布的产业集聚效应受到了广泛的理论关注,包含产业集聚效应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也逐渐被引入到FDI的区位选择分析中来。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体上包括两条主线:一是在扩展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跨国厂商地理集聚和扩散的分析模型;二是结合传统的区位优势理论,基于FDI全球布局的经验数据,对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据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文章对上述两个研究线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就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中国FDI区位分布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2002—2007年中国各省市的FDI区位选择因素,探讨了市场规模、效率工资、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变量对FDI选址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东部省市,人力资本、技术水平、集聚经济效应对FDI的流入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效率工资与FDI显著负相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效应在起作用。东部省市的引资实践表明外商在决定投资区位时,越来越看重软环境。     

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与投资环境的关联性分析

跨国公司投资环境是在跨国公司投资的一定区域内对投资所要达到的目标产生有利和不利影响的外部条件,它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投资环境的关联性表现为二者的双向吸引、双向选择与双向刺激。     

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能否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试点和创新型城市试点是推动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双试点的设立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试点的设立能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且对比单试点有更深远的影响;双试点实施的先后顺序不会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是双试点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双试点的数字经济效应在东、中部城市更有效。为提升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应注重政策协同创新,提升科研投入和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统筹兼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深化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吗?

将创新型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应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可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这一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中小规模、沿海区域及低市场化程度城市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主要通过缓解要素结构错配、前沿数字技术追赶以及服务贸易结构升级对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产生推动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全面深化创新型城市战略点布局、推动城际数字经济联动格局建设、统筹构建城际数据统一要素市场的政策建议,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升国际数字价值链地位提供新思路。     

环渤海地区FDI区位分布变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FDI在环渤海地区的分布状况,根据历年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当年该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比例,将其分为了三个时间段,分别为1987—1991年、1992—2002年、2003—2012年。利用1987—2012年环渤海五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时间段,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同。具体来说,在1987—1991年间,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两个最主要因素;在1992—2002年间,除市场规模和对外开放度外,沿海的地理位置对FDI的流入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2003—2012年间,集聚效应、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入的影响更大。     

FDI对浙江省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FDI对浙江省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以及产业集聚效应来分析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在第一部分从计算GDP对FDI的弹性入手,再进行线性回归来验证FDI对GDP的影响,然后再计算FDI对进出口额的影响,考虑FDI累计额对进口的滞后效应.     

中国吸引FDI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愈加频繁迅速,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而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发动机的作用。东道国吸引FDI流入的因素有很多,如资源优势、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等。采用中国1983-2006年的Panel Data数据,在计量方法上采用的是加入虚拟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并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FDI累计投资额、市场规模及制度因素促进了FDI的流入,而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对FDI的流入无积极影响。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