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储蓄对耐用消费品支出影响关系研究——基于美国197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储蓄问题得到了较大的关注。金融危机后美国储蓄率大幅度上涨,耐用消费品支出在GDP增长比率中处于领先地位,有效地刺激了经济增长。从美国国民储蓄和耐用消费品支出两变量出发,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国国民储蓄和耐用消费品支出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国民储蓄是耐用消费品支出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高储蓄率能够带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从收入分配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文章论及的收入分配是指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基于数据调研,认为投资与储蓄率双高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高投资率已导致了低效率的改善,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投资效率重于增加投资率。降低投资率前提是储蓄率不再增加。造成储蓄率高的原因,是政府与企业部门对储蓄整体增加的贡献较大,居民不消费的原因来自其收入占GDP的比重减少,结构转型、产业内变化与垄断力量致使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建议通过要素重新分配、合理分配国有企业利润、社会保障的综合方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等办法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对其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关于我国高储蓄率的研究一直吸引着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解释,但很少有学者从居民健康状态的角度分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本文将从居民的健康状态出发,为解释中国高储蓄率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本文首先对我国居民的健康现状进行了阐述,实证研究了健康状况对家庭储蓄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健康状况与其家庭储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会导致其家庭储蓄的上升;在健康状况的衡量指标上,居民主观健康和客观健康与其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居民主观(客观)健康越差,其家庭储蓄越高;而心理健康对居民储蓄的负向影响不显著。通过对我国居民健康状况和家庭储蓄的实证研究,为我国相关政策制定者和金融行业从业者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和参考。     

企业年金与储蓄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费尔德斯坦的储蓄方程进行了修改，加入新的变量，即企业年金资产／GDP，并构建储蓄方程，运用7个OECD国家2000-2008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企业年金对储蓄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不同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企业年金资产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在各国的方向并不一致。相对于自愿性企业年金来说，强制性或准强制性企业年金对国民储蓄率有显著的影响，这是财富效应与替代效应叠加的结果。国际比较的回归分析结论进一步确认了企业年金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在国家间的差异性。     

我国高储蓄率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探讨

近年来，“低消费、高投资”是我国内部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通过对储蓄结构的分析可知，我国的高储蓄是形成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致使中国的消费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使我国经济陷入一个“高储蓄、高投资”恶性循环。由此，采取有效措施把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储蓄率降下来是关键。     

稳定国民储蓄应对老龄化冲击

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动会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储蓄率,进而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增长。通过在索洛模型中引入老龄化指标进行模拟分析发现:在老龄化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将国民储蓄率维持在0.4—0.5范围内,中国经济仍可以保持7—9%的增长水平。由此提出三条应对措施:抑制不断攀升的政府储蓄;积极引导企业储蓄;稳定家庭储蓄。     

从部门储蓄变化看我国高储蓄率

一个国家的储蓄由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储蓄共同构成,通过从1992年至2009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的测算比较,笔者发现近年来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和储蓄额在我国国家储蓄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企业与政府两部门储蓄率的快速上升成为我国目前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和推动力。本文通过相关图表及数据的比较,在分析了各部门储蓄变化的原因后,为降低我国现有国民储蓄率,从四个方面相应地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浅析我国高储蓄率的成因

本文针对我国长期高储蓄率的现状,从我国居民个人储蓄、现阶段的经济状况及政策导向等因素,分析了我国高储蓄率的成因。     

中国政府高储蓄的成因分析和中期展望

中国高储蓄的特征事实是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储蓄率都位于较高水平。传统文献集中于对居民储蓄的分析，而相对忽视了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本文集中对中国政府储蓄进行分析，认为导致政府高储蓄的原因包括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上升以及消费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下降等。导致政府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支出不足的根源在于1994年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中期展望显示，中国政府储蓄率将在未来5—10年内显著下降，并对财政平衡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我国储蓄结构的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增加储蓄的结果。居民消费相对不足,并不是因为居民储蓄得更多了,而是其收入相对下降了。我国住户的储蓄倾向增加,但住户储蓄率的变化不大。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偏向企业和政府,住户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逐年降低。     

云南省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储蓄作为金融活动的基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一般用储蓄率来衡量。目前云南省正在经历的人口抚养比变化,会造成不同年龄阶段经济行为"异质性"对抚养主体抚养负担发生改变,继而影响储蓄率变动。通过云南省1982-2016近三十年的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情况,实证分析云南省人口抚养比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政府储蓄研究:实践考察与政策应对

高储蓄率支撑了中国的投资增长,但也引起了经济的内外失衡。中国政府储蓄近年来对总储蓄的贡献度不断增加,适度控制政府储蓄增长,是提高最终消费、解决当前经济失衡矛盾的重要措施。本文按照不同口径对中国政府储蓄的历史与现实状况进行考察,并且在资金流量表基础上对政府储蓄的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与比较分析。在明确政府储蓄的影响因素之后,提出了应对的重点与对策。     

实证分析我国高储蓄率的宏观成因

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本文试着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采用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来分析我国出现高储蓄率的原因：一是生命周期理论储蓄和产出增长关系；二是迭代模型储蓄和人口增长关系，然而无法得到预期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笔者实证分析了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基尼系数）和货币化程度（M2／GNP）时我国储蓄的影响，从而找出我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储蓄过剩问题研究

一、我国的储蓄规模和结构分析（一）我国储蓄的规模分析储蓄率是一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中为消费部分所占的比例。西方经济学中曾提出足有储蓄率问题,认为如果储蓄率过高,就会导致动态无效率。但对最优储蓄率进行测算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这涉及对资本产出弹性、     

刘易斯转折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与中国经济内外再平衡

本文从二元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诠释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利用1996-2012年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压制了工资的增长,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企业和政府部门,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部门消费潜力扩张,国民储蓄率随二元经济不同阶段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倒"U"型.此外,资金流量表的证据显示,在社会再分配环节,居民部门社会保险净福利为负,表明财政转移支付是"逆向"调节,遏制了当下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因此,中国经济失衡的矫正一方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消解二元体制张力,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另一方面要对企业利润进行"削峰",合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稳步提高劳动报酬,释放国内消费潜力.     

延迟退休政策宣告与城镇家庭储蓄率变动

具体内容不明的待实施政策也有可能造成实际的经济影响,事前预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利用延迟退休政策宣告这一外生冲击,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延迟退休政策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首次发现,延迟退休政策宣告显著地降低了城镇家庭的储蓄率,主要影响途径为家庭的可预期收入增加。平均而言,家庭中每多一个尚未退休的劳动力,其储蓄率大约降低5%;可供工作的时间每多一年,储蓄率大约降低0.2%。该宣告效应在不同家庭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关注社会经济新闻和临近退休的家庭对此更加敏感,而储蓄率较高、流动性约束宽松的家庭相对不易于降低其储蓄率。延迟退休能够有效释放城镇居民储蓄,但必须对潜在受影响人群加以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且应较有弹性地实施。在确认宣告效应存在的前提下,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应该尽快披露后续安排,稳定居民预期。     

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研究

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造成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而抑制了即期消费。本文从预防性储蓄理论出发,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然后分析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高储蓄率现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伴随着高的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现象也必须被重视起来。除了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以外,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不断上升也促使国民储蓄率的不断上升。较高的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过高的储蓄率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居民储蓄倾向的实证分析

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更为重要。通过对影响中国储蓄倾向的因素进行考察而建立的储蓄函数显示：收入和历史储蓄对中国储蓄倾向的影响最为显；利率对中国储蓄倾向的影响很小，通贯膨胀对中国储蓄倾向施加较大的负影响；制度变迁对中国储蓄倾向则没有明显的解释关系。决策可以此结论作为制定相应政策对策的理论依据。     

基于VAR模型的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的高储蓄率一直是我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经济问题。本文收集了1985—2011年中国人口结构和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相关数据,采用VAR模型的经济计量方法,结合现实情况和模型的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是使我国保持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进一步提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的建议,从而使用于储蓄的大量资金转用于投资,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