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地方政府新架构与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农村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党政权力高度一体化与地方政府体制高度统一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一级已经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其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却被肢解,逐渐形成了“双重衙门体制”;乡镇政权基本处于一种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又一直受到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自身也缺乏财力的保障,几乎变成了“空壳民主”。下一步,中国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从高度集权走向合理分权,按照地、县、乡、村四级连动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一级,强化县一级,精简乡一级,充实村一级,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及中国国情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提高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如何既从现代国家角度和我国国情出发,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使自上而下的中央行政体制与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有效对接,又能把乡镇建成为有活力、有权威、有效能的一级政府,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首先,应充分认识乡镇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其次,必须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核心领导作用,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第三,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精干高效的乡镇基层政府。     

游说、权力分配与制度变迁——以1978年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为例

本文尝试将游说和权力分配引入到中国农村1978年前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模型化分析中,利用新旧制度下生产收益差额的函数表达式,刻画制度变迁成败及地区差异性的临界条件,揭示制度变迁中游说、权力分配的作用.研究表明,在存在游说和制度转换成本时,制度创新发生和持续下去的条件受农村干部的合法收益、制度转换成本和农民的收益折现率等变量的影响.在既定权力分配格局下,贫困农民和农村干部组成的制度创新团体,可以通过赎买实现其地方性政策在全国层面的制度化认可,此制度变迁路径是农民、农村干部和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从而说明由不同内容的地方性政策合并形成的中央制度是有效率的.游说、权力分配可以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进程,并使其表现出不同的变迁结果和地区间的差异性.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因素的贡献度

基于1978～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地区差异与农业增长进行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作用显著,土地产权制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变迁通过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经济利益来影响农业增长。同时,各地区中影响农业增长的各种因素及其对农业增长的要素贡献度存在差异。可从加强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入手,结合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寻找制度创新和地区特色的结合点来促进农业稳步增长.缩小地区差异。     

利益集团与我国银行制度变迁

利益集团支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而很多关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的分析均未引入利益集团及其利益的博弈均衡,且没有将政府也作为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来看待,这样就不能从微观角度来解释我国银行制度变迁过程。本文依据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干预程度,将商业银行制度分为行政主导型银行制度和准市场型银行制度二种类型,从利益集团博弈角度分析我国银行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     

传统与变迁:浅析战后珠三角的围董会(1944—1949)

战后,珠三角各江基围在战前基础上重组并在官方技术指导及资金支持下逐步开展各项堤围管理业务。由于民国以来乡土环境的变迁,包括基层行政体制的完善,行政权力的下沉及官方水政体系的一定完善,导致各江基围管理有所调试,但其程度及方式因围而异,且因基层的复杂形态有所掣肘。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类型及变迁

集体经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影响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变迁。从历史过程来看,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包括政治性集体经济、农业生产性集体经济、工业生产性集体经济、资本经营性集体经济、行政管理性集体经济五种类型。不同类型集体经济的变迁是村落共同体、经济市场、政府三大要素共同形塑的结果。对集体经济的深入考察是认识中国农村的重要视角。     

后税费时代乡镇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研究

乡镇作为我国的基层政府，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许多职能虚化，从长期来看，乡镇政府可以取消；短期而言，我国农村地广人多，乡镇政府暂应保留以保持地方稳定，但其职能应进行转变。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强化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增加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弱化行政管理职能，淡化基层政府的行政色彩。     

《近代中国铁路制度与功能的演进——基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简介北大核心

马陵合的书稿《近代中国铁路制度与功能的演进——基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2023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近代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延续传统模式的同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伴随着政府管理职能的扩张,铁路管理体制从无到有、从粗陋至完备,中央与地方在铁路管理体制中权力、职能也随之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该书以时间为主轴,以管理权为核心,以个案为支撑,还原与审视了近代铁路发展中权力资源配置与调整的复杂历程,力图构建完整的历史制度变迁图景,梳理铁路行政管理体制与地方因素关系演变的脉络。     

对秦皇岛市乡镇机构改革问题的探讨

<正> "乡镇"作为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始建于我国西周时期,现有的乡镇设置基本是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乡镇机构面临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从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基层党的领导、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出发,稳步推进乡镇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是建立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也是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一、乡镇机构改革的意义和紧迫性1.搞好乡镇机构改革,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乡镇机构改革,是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转     

民族地区社会整合的模式变迁及现实路径论析

社会整合是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整合大体上经历了建国前传统型整合模式的消解和变异、以制度初创为基础的革命型整合模式、制度扭曲时期的行政动员型整合模式和以制度重建为基础的行政调控型整合模式四个阶段。当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整合更显重要,为此,需要从资源整合、公共品供给、基层民主发展和社会组织化等几个方面入手,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的一体化。     

从“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说开去

本文从法的权威的树立问题、法的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以及法的价值的破碎、分裂和变异三个方面论述“法令滋彰”与“盗贼多有”之间的关系，以此剖析并反思现代社会中法的权威与国家权力、法的颁行与民众接纳、法的价值破碎与重构等问题。     

“市管县”体制的缺陷与“强县扩权”改革

“市管县”体制是中国地方政府层级结构的突出特点.从目前来看,“市管县”体制不仅不能够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还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行政管理效率的降低和行政成本的增加.因此,改革“市管县”体制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强县扩权”改革通过赋予扩权县财政、人事以及社会经济管理权限,克服了“市管县”体制的缺陷,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乡村权力行政化机制失范与重构

"乡政村治"即指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围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这样,在基层农村管理体制中并存着两个处于不同层面且相对独立的权力载体: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府,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     

1949-1978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透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结构与变迁大体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并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一制度虽然在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 ,由于它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混淆了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 ,缺乏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 ,因此 ,在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人民公社组织体制的解体 ,它便趋于瓦解 ,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和不到位 ,这给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较多的困难     

民国时期江西保甲制度引发的经济纠纷及其解决——以宜丰、万载两县保甲诉讼档案为中心

民国时期江西保甲制度是在传统保甲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自治组织,随着国家权力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渗透,保甲公共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潜在的各种经济利益争夺衍生出一系列保甲纠纷,成为当时乡村社会矛盾斗争的焦点。本文通过对江西宜丰、万载两县民国保甲纠纷案卷的系统梳理,分析了民国时期江西保甲长的权力寻租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并探讨了经济纠纷的解决机制及其失败的社会根源。     

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社会文化——再现、表现与重构

湖南地方情景喜剧既是独具湖南地方特色的电视剧类型,也是一种特殊的喜剧表演形式.社会文化在剧情内容上的运用是湖南地方情景喜剧的重要特征,对该特征进行考察可以明晰湖南地方情景喜剧这一特殊电视剧类型的特殊个体形式.立足社会文化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存在这一关注点,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社会文化的存在分为再现、表现与重构等三个部分,从社会文化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缘起、发展与成熟等阶段切入进行考察,基本厘清社会文化在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中的存在形式,阐明了湖南地方情景喜剧与社会文化间的基本关系.     

寨老体制:联结苗寨与国家的地方性权威

通过对我国边陲地区苗族村寨的实践式考察,总结出相对于“经纪体制”的“寨老体制”.作为自然领袖,寨老在仪式、规范、传统、意识形态的领域管理寨子,其权威产生于寨民的信任和认同,是苗族社会所特有的“信任型权力”;作为“台面干部”,寨老辅助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构,是联结国家与苗族基层社会的地方性权威.苗寨社会“寨老体制”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于与其社会的天然血缘关系及于国家的辅助工具作用.至今存在于苗寨中的地方性权威延续着多重的象征意义,是不可复制的精神领袖.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规范行政权力运行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历经7次行政体制改革,前几轮行政体制改革,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这些基本问题。笔者认为在新一轮行政体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三代管”制度浅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集体由原来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变为村民自治单位。但是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出现了关于村集体财务纠纷、村集体干部滥用权力等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各地基层政府在探索农村治理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种对农村财务等的“三代管”制度。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三代管”制度的出现不仅是国家寻求新的治理技术的一种努力，它还是重构乡（国家力量）村（农村社会）关系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