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扩展维度：互动频率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实施和扩展往往与互动频率有关,而个体之间的互动频率与他们所属群体有关,因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扩展过程就呈现出明显的圈层轨迹。同时,社会互动既可以体现在个体之间,也可以体现在群体之间,因此,＂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会沿着个体交往和群体交往这两个维度扩展。     

一个有关行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之划界标准——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分析

基于行为的目的—手段这一角度,可以更好地对人类行为中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进行区分。正是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从真实世界中抽象出＂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它不仅可以将利他和利己统一起来,而且有助于理解社会秩序的扩展。一般地,需求层次越高、社会性越强,个体的通感能力越强,移情效应就越显著,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就越能关注相关者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行为特性：互惠合作

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互惠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互惠合作是“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得以形成和持续扩展的重要动力源。与此同时，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行为呈现出明显的亲社会性，这种亲社会性表现在追求互惠、公平和正义，遵循规范和社会合理性，并具有强烈的移情效应。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普适意义：重要推论

＂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将人类基于动物性的本能目的和基于社会性的实现手段结合起来,它比＂为己利己＂、＂为他利他＂、＂为他利己＂等行为机理在真实世界中更为普遍和合理。而且,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我们还可以得出一系列的重要推论,从而有助于对人类的偏好和具体的行为方式进行更合理而可信的分析。     

真实世界中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内涵及其合理性

由于互动的紧密程度、发散性以及追求、欲望的层级性,人类的行为实际上是以“己”的需要为根本的出发点的,作为个体的“小我”就是“己”的核心。当然,“己”会囤层扩展,从而形成不断膨胀的“大我”。从这点上讲,人性具有利己和利他两个方面,而互惠的利他主义实际上能够更好地达到“己”的目的。因此,利他就是有效地“为己”的手段,而“为己利他”则是对真实世界中人类行为的合理抽象。     

由“斯密问题”谈市场经济中的秩序与道德

＂斯密问题＂引发了经济学界关于人的本质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的持续讨论,国内学者近年来对此问题也有相应研究。文章认为＂人＂本来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利他＂和＂利己＂只是人性之经纬两度。只有从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两方面进行双重约束,均衡市场经济主体的＂利己＂与＂利他＂行为和动机,才能维护社会之稳定和谐。     

基于两种不同动机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

文章将组织公民行为（OCB）的动机区分为理性利己和社会利他,以他人取向不同水平和回报的不同情境为切入点,运用情感事件理论和他人取向理论,结合问卷与实验心理学方法,对基于两种不同动机的OCB产生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当存在回报期望,他人取向低的员工更有可能基于理性利己的动机而产生高水平OCB;当不存在回报或存在回报责任时,他人取向高的个体更有可能基于社会利他的动机产生高水平OCB。     

如何理解真实世界中的人类行为——行为功利主义抑或互利主义之辨析

经济人源于功利主义哲学,功利主义目的是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功利并不一定是互利的,基于行为功利主义的自利行为并不一定会和谐地实现。其实,现实世界的人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性,其行为也与特定的环境有关,因而具有这样两个重要特点：一者,绝大多数人类行为是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互利主义而非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功利主义;二者,现实社会中的人类行为具有圈层扩展的差序性特质而非经济人所假设的平面和机械的等序结构。     

人类合作之谜:群体选择及其演化仿真研究

基因-文化共同进化塑造了人类物种。专业化和分工是人类独特的生存策略和行为模式,一系列先天心理倾向和文化本能等基础性适应器发展出来,通过组织和市场交换支持这种生存策略和行为模式。群体选择是驱动人类合作的主导力量。普莱斯方程揭示了群体间选择与群体内个体选择的净效应如何导致合作的进化。本文基于普莱斯方程的数值模拟和演化仿真发现,尽管非合作策略在"群体内个体选择"中占优,而在考虑"群体间选择"的净效应是合作策略占优。把合作行为收益b作为测度合作剩余的平均项,演化仿真发现,群体中合作者频率越高、平均适应度越大,都会导致所需b值降低,而当迭代次数越多,所需b值增加;合作者成本成倍增加时,所需最小b值是成倍增加;当加入促进合作的"执行机制"(迭代后的合作者频率乘1.001),所需b值降低。利己和利他作为主观行为动机在很多场合不具备第三方不可证实性,而合作和非合作则在人类实际生活和实验室实验中具有第三方可证实性,因此本文纠正传统上利己、利他这一对具有误导性的概念,提出将"合作行为"替换"利他主义行为","非合作行为"替换"利已主义行为",使群体选择理论在解释人类合作秩序的涌现时更具一般性。     

组织内社会资本与组织效益的关系——一个初步性的探讨

组织内社会资本可以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三个层面,分别以组织内关系网络的广度,信任与合作,共享价值观、规范和信仰代表;与之关联的组织效益主要有组织目标的认可度、组织内的交易费用和机会主义行为三个方面.命题推演表明:组织内的结构型社会资本越丰富,关系网络越紧密广泛,越有利于组织效益;关系型社会资本代表了非正式群体的关系紧密程度,在组织内部,基于非正式关系网络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存在的范围越广泛,组织内的信任与合作程度也就越高,因此越有利于组织效益;而认知型社会资本所包含的共享的价值、规范和信仰等,也有利于组织效益提高.     

“学生评教”——提高教师素质的有效手段

通过学生参与“评教”,使得教师主动调整教学态度和提高自身业务素质,调动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积极性,营造教师之间相互促进的氛围,达到在教学中引进竞争机制的目的。     

竞争法视野中的“超著作权”及其限制

"超著作权"系版权法为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而创设的一项与传统的著作权截然不同的权利。超著作权自问世以来,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而且事实上也产生了诸多的消极影响。在各国的立法例中,虽然有关超著作权的制度安排不尽相同,但对于超著作权的消极作用的法律规制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在给予超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下,更应该尽快完善对于该项权利行使的限制。     

礼貌策略在翻译演讲中的运用——以2008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中的一个发言为案例

本文在总结前人礼貌研究的基础上，以2008中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中的一个发言为研究对象，分析礼貌策略在该演讲中，的应用，并将其归类：谦虚（贬己尊人）、称呼准则、夸大和弱化断言、趋同原则（“我们”的使用）。     

“三驾马车”与资源垄断权重组

当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是出口的数量和利润均在不断下降,二是国内外的投资效益低下和损失较大,三是国内市场消费低迷,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控制重要资源的权力垄断是根源。提出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进行解构与重组,使垄断的权力得到制约才是治理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     

“民工荒”对我国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民工荒”现象意味着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为0的绝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被转移完毕,但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大于0意义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仍大量存在。对习惯了采用低工资、低技术发展战略的乡镇企业而言,它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用资本、技术来替代劳动,用高素质劳动力替代低素质劳动力,使用更加资本密集化的方法进行生产,努力实现企业的产品升级、技术升级、管理升级。     

Controls and Cooperation in Interactive and Non‐Interactive Settings

Prior research finds that controls that induce cooperation among collaborators on a project increase trust, and that this increased trust increases subsequent cooperation among collaborators. We extend this work by investigating how controls influence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two settings. The first is an interactive setting where people work together and can benefit from each other's work. The second is a non‐interactive setting where people do not work together directly but where behavior can be observed. We propose that because controls are likely to engender greater trust and reciprocity in interactive settings than in non‐interactive settings, the effect of controls on future cooperative behavior will be greater for controls in interactive settings than for controls in non‐interactive settings. We find that controls in both settings increase future cooperative behavior, but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interactive settings (where reciprocity and trust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Furthermore, this increased cooperation is observed in an uncontrolled task, suggesting that the control fosters trust in others rather than trust in the control.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benefits of controls are more substantial in work environments characterized by extensive teamwork and where employees benefit from each other's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