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

创新能力是评价一国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动力和潜力。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国创新能力不仅取决于国家内部因素,而且与国际经济状况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息息相关。本文首先对其他学者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括;其次,通过选取我国数据,实证检验了IFDI与O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IFDI对我国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OFDI对我国创新能力影响不是很显著,可能有微小的负面影响。IFDI是创新能力的格兰杰原因,OFDI不是创新能力的格兰杰原因。     

浅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经济金融快速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维持浙江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本文站在对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角度,通过分析浙江省相关历史数据,在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分析OFDI对我省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     

双向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动态“双循环”视角的研究

文章从资本循环及价值创造角度分析了在双循环中双向FDI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机制,采用1984～2019年对外经济贸易及相关产业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OFDI、I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2013年之后的样本长期协整关系不显著;OFDI冲击引起产业结构升级持续正向的影响,IFDI冲击引起产业结构升级持续负向的影响,而产业结构升级冲击则引起OFDI、IFDI持续负向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以科技创新的高质量的IFDI推动国内循环,OFDI推动国际循环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浅析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经济金融快速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维持浙江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本文站在对外向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技术外溢效应的角度,通过分析浙江省相关历史数据,在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分析OFDI对我省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     

数字经济对双向FDI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测度中国大陆31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本文利用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双向FDI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各省IFDI和OFDI的发展;数字经济对OFDI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呈现显著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IFDI和OFDI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的IFDI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OFDI的作用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低创新环境中的IFDI和OFDI具有促进作用,而对高创新环境中IFDI和OFDI的作用不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经济在FDI领域的研究,并能够从数字经济视角为相关部门提供建议,推动双向FDI稳定发展。     

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是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主要方式。本文采用1982-2008年期间的数据,运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中国的出口、进口、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期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出口分别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多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与面板门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多维距离(制度、经济和地理距离)考察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首先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和固定效应方法,对东道国与我国在制度、经济与地理上的差距如何影响中国OFDI进行了定量研究,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即我国OFDI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相较于发达国家,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呈倒"U"型结构。经济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国别差异但门槛效应不明显,经济距离与发达国家OFDI正相关,而与发展中国家OFDI负相关。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我国对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存在明显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最后对制度、经济与地理三维距离影响OFDI的总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理距离对OFDI的负面作用最大,占据主要影响因素,经济距离的影响程度居于其次,而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来自17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据

文章根据2004—2019年中国对174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和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固定面板效应模型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通过引入企业家信心、双边投资协定等变量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家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OFDI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双边投资协定强化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低、双边贸易规模以及地理邻近关系的非对称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治理水平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5—2018年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了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及各项子指标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投资动机交互项,进一步考察政府治理水平对我国不同动机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治理水平总体上促进我国OFDI的进入;分指标来看,沿线国家的腐败控制、政府效率、政权稳定性和无暴力、监管质量等指标显著吸引我国的直接投资,话语权和责任指标则相反.引入交互项后发现,当基于市场寻求和劳动力寻求动机时,政府治理水平对我国OFDI的进入有正向作用,而基于资源寻求动机时,我国OFDI更偏向于流入政府治理水平较差的国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加大,基于经济增长模型,本文建立模型模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东道国GDP的影响,采用2004-2020年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以检验OFDI对东道国GDP的影响程度,得出：中国OFDI规模每增长增加1%,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就会增长约0.012%;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等结论,并针对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我国服务业OFDI在东盟10国分布现状、问题及对策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政府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实际提出,连通东亚、东南亚、非洲、中亚、欧洲各地区,旨在促进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服务业OFDI在沿线国家的流量和存量也不断增长,已成为对外投资新的增长点,尤其是对东盟十国的服务业投资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这背后,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服务业OFDI在东盟十国的分布现状,指出其发展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我国服务业OFDI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基于1992—2019年11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及金融发展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碳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OFDI对其分解项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OFDI对其技术效率产生抑制效应，OFDI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对母国碳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相对于其他类型国家而言，OFDI对高收入、高工业化和低OFDI国家的碳生产率产生的正向影响更大；金融市场规模、金融系统效率和金融发展深度在OFDI与母国碳生产率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市场稳定性起到一定程度的负向调节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开放的中介效应分析

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尤其是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以及投资东道国贸易开放水平的中介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直接抑制作用;贸易开放水平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即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进一步拉动OFDI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略低于通过进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基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层面对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估算中国的IFDI和OFDI——来自“避税天堂”与返程投资的证据

本文梳理了现有文献对离岸金融中心导致的直接投资头寸统计偏差进行修正的方法,详细比较了直接投资头寸数据集的优劣差异,并以CDIS宏观数据集为基础,引入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作为重要补充,对直接投资的动机按避税目的和境外上市目的进行区分,以此估算我国的IFDI和OFDI存量。结果表明:(1)估算后,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IFDI调减1.1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是出于避税目的进行的返程投资;(2)考虑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的影响后,返程投资占比增长至近37%,规模约1万亿美元,其中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贡献了16%;(3)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经过“避税天堂”进行中转的现象,其中最终投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OFDI存量约占1/4,是我国实际OFDI的最主要投向地。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是促进还是抑制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逐步实施"走出去"的发展之路。人民币汇率在两次汇改级机制后逐渐市场化,特别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我国OFDI显示出加速的发展势头,其汇率水平的变动对我国OFDI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分析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随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中国OFDI发展,也即中国境内企业受汇率水平的影响直接作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测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构建投资便利化衡量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确定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得分的条件下，采用固定效应的检验方法考察2008-2016年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便利化、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数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拉动作用；而东道国与投资国的距离对OFDI呈负向影响。未来中国应积极推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升合作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通过推动区域投资一体化，带动跨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     

金融科技、双向FDI与区域创新

金融科技颠覆了传统的金融业态，为金融服务业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选取双向FDI作为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2）双向FDI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且O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效果要大于IFDI;(3)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中，双向FDI起到了中介作用，并且该中介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信设施、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投资

本文选取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信设施对我国OFDI的影响以及金融发展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通信设施水平的改善,可以有效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东道国通信设施的发展有赖于其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通信设施水平就越高。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我国在"一带一路"地区投资时,应同时考虑东道国的通信设施与金融发展水平。     

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8～2008年间的国际面板数据,在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运用EGLS估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对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经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发达国家的国内资本形成与其OFDI有正相关关系;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形成与OF-DI呈负相关关系,且其弹性较发达国家的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1984-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符合IDP理论,呈U型结构,但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阶段较为滞后.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发现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针对这一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