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路径依赖”的理论案例分析考察新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政治学方法论流派，它是由经济学中引入的。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体“表达出来的”偏好和“真正的”偏好有区分，其变量就是“制度”因素。这里的“制度”事实上是个体内化的惯性观念，这一点是与旧有制度主义中“制度”的根本差别，后者的“制度”指的是由宪法和法条保障建立起来的实体性制度。本文拟就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制度变迁理论模型里的“路径依赖”概念作一案例分析，来考察新制度主义这一特别之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观初探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于传统理性选择理论更加重视制度的因素,运用"理性人——制度"的分析视角研究政治问题并对制度概念做出了界定。尽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内部对制度概念的理解仍有分歧,但是都基本认同制度的规则性内涵,重视制度的结构性和程序性特征。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观也在应对其他理论的挑战的同时不断深化发展。研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观,有助于丰富对制度概念的认识,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制度建设。     

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演进与变革——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与新制度主义

西方政治学的进步与方法论的发展紧密相关,行为主义政治学体现了政治学研究科学化的倾向,理性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分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批判地借鉴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强调制度研究的重要价值,凸显了政治学的学术性与实践性的融合。     

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机制——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解释

近些年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为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发展了几种重要的因果机制。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探讨了在行为体偏好给定的条件下,国际制度如何改变了国内行为体在信息、权力和利益分布上的既有均衡状态,从而影响了国内政治的结果。如果国内制度具有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作为信号和承诺装置;如果国内制度具有分权的特点,国际制度就可以用来对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但这两种效应往往发生在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强时。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较弱时,国际制度可以作为社会集团的政治动员工具。     

新制度主义:人与制度的互动

在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继承旧制度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制度因素重新纳入政治学的核心范畴,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并探讨了政治主体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制度主义：人与制度的互面

在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继承旧制度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制度因素重新纳入政治学的核心范畴，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并探讨了政治主体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试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读《权力与相互依赖》

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构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被称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主流理论之一,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在理论上发展成自由主义各流派中最具系统的体系.基欧汉这一开创性成就主要归功于他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范式和具体分析方法的完美整合,从而使新自由制度主义具有严谨、理性的科学美.本文试以方法论为视角对<权力与相互依赖>进行解读.     

作为分析范式的历史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将制度重新纳入政治学分析的研究范围。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者以历史为分析手段，从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去探究制度变迁的轨迹，重视以制度为核心要素来考察历史过程，分析制度背后的政策变化原因。虽然历史制度主义还存在很多的理论不足，但笔者认为，它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分析范式，其独特的理论作用以及运用前景是值得肯定的。     

全球化情势下的国家建设: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制度一直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新制度主义学派积极融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将国家作为一种制度形态,阐明国家实施制度变迁的动机以及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之下的中国道路,必须同时面对国家建设(新制度主义的前提预设)和政治改革(新制度主义的必然要求)双重任务.     

新制度主义对改善政策研究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这些批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对旧制度主义的超越性继承。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范式，新制度主义对改善公共政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拓宽了学界对政策变迁过程研究的视阈，使对政策结果形成的解释更具说服力，并且对政策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建构作用。     

制度变迁中的"理性"辨析

在阐明制度是制度变迁的概念和方式的基础上，对制度变迁过程中有关人类理性的争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然后对人类理性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和定位进行了分析和判断，指出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走人类有限理性的“有选择建构模式”是科学的选择。     

人类理性与制度选择——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理性是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与制度变迁的一个关键词。什么是理性？人类理性包含什么内容？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和制度选择？本文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这些问题。论文上半部分讨论了人类理性的三对范畴：本能理性与认识理性、进化理性与建构理性、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构建一个人类理性模型;下半部分讨论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选择的基础与初始条件、制度选择的主体和方式,以及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制度、文化意识的关系,构建一个制度选择模型。     

经济学人性假设的演进与超越

本文以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理论的发展演进为分析路线，分析了“经济人”假设的含义与缺陷，通过对“经济人”自利动机的内涵、理性选择与其辅助假设三方面的剖析、批判与修正，力图透视其发展进程中各种理论流派对这一人性假设的争论和修正，从而揭示其走向现实性的变化特征与方法论意义。     

理性选择视角下的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

在现代政治场域下,以占据西方国家政治学领域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来分析我国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博弈逻辑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现实价值。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基本博弈规则导致我国公民与政府在理性选择视角下的博弈结构呈现不对等性,其中,在征地这一博弈过程中就表现为政府优势和农民劣势。建议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强化征地补偿管理,以理顺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转型期国有企业的制度环境探析--对新制度主义的认识和反思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有企业也呈现出复杂的组织特征.文章从转型期国有企业的临时机构这一组织特征入手,透视这一时期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主要运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组织特征的视角,同时也发现了新制度主义在分析组织制度时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组织制度环境更加全面的视角.     

从边缘到中心：政治科学中政制研究的兴起

在政治学进化史上，制度研究是绵延已久的传统。然而在行为主义政治学蓬勃发展的时代，政制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行为”成了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素。随着行为主义的衰落和新制度主义的崛起，政制又重回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在新制度主义的滥觞之下，政制研究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撑和学术营养，从而不断地走向深入。     

世界政治的法律化:国际制度主义理论的新探索

罗伯特.基欧汉等人提出的世界政治法律化理论,是国际制度主义理论同国际法相结合的产物,研究世界政治法律化这一高度发达的国际制度形态,能为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领域。该理论深入探讨义务、精度和授权,大大加深了国际制度理论关于“规则”的理解,将国际法的建构过程纳入到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从核心概念、研究议程和逻辑线索上推进了国际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但是,该理论的系谱渊源使政府间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在法律化的合法性问题和法律化的建构过程上存在争议。     

社会转型的民意基础——基于广东省民意调查的社会选择理论分析

根据广东省民意调查的初步结论,本文通过解析社会转型过程的社会选择理论性质,论证了:由于社会转型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综合因素的社会过程,传统经济学的理性逻辑与各种精英主义的方法论,存在着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使得民意及其调查的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理性对话的"呼声",对于当下的广东乃至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是实现哈贝马斯意义上"理性交往行动"的重要的社会基础。     

价值与困境:反思清代以来民事司法文化中的实用道德主义——读《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

本文以黄宗智先生在《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 (三卷本)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实用道德主义”为研究起点,试图探讨清代以来民事法律实践中存在的独特思维方式“实用道德主义”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其以何种方式表现于法律表达与法律实践之中?这种“实用道德主义”是否能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法律理想图景的重要历史资源,这种融合道德与实用的法律思维可以实现与西方形式理性和权利思想的融合吗?     

科学合理性的出路--解读波普尔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

卡尔·波普尔认为,任何理论都是一种“猜测”,并在“反驳”中获得进步,极力反对归纳法和证实原则,提出了反归纳法、证伪原则和“猜测与反驳”的知识增长模式。该批判理性主义从证伪的角度来理解理性,坚持理性不在于证实,理性的态度即批判的态度。它是科学合理性观念的一个重大变革,弥补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不足,但其机械性和脱离科学常规的倾向,又容易使科学的变革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