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环境规制、技术距离与异质性企业研发选择

文章从技术异质性角度,指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异质性企业有不同的研发选择。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削弱企业研发的边际收益,不利于企业研发;另一方面也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以摆脱环境规制成本。这两种效应在不同技术企业中的差异会导致异质性企业截然不同的研发选择。为此,文章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推导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不同技术企业的研发选择。发现对于高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摆脱规制效应超过利润削弱效应,环境规制力度增加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而对于低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起主导作用,环境规制力度增加反而阻碍企业研发。进一步利用环境规制的政策实验和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以上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处的技术水平,这不仅体现在集约边际企业的研发投入上,也体现在广延边际企业是否研发的选择上。集约边际上,环境规制增加了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入,但这种作用随着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增加而递减,最终逆转为减少低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广延边际上,环境规制使低生产率企业相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入研发的概率更低,而退出研发的概率却更高。     

政府补助对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政府补助作为国家引导扶持新能源汽车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效果和机制观点并未统一。选取2010—2020年沪深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研发投入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具有提升作用,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影响的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基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简政减税降费和加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2015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的企业为实验对象,其余没有进行增值税税率下调行业的企业作为对照组,利用双重差分法（DID）构建实证模型,研究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下调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税率调整后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中介机制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在增值税税率下调和企业绩效中起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减税降费背景下增值税税率下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了经验依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和增强企业研发投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外资企业经营绩效的决定因素变化分析——以在华韩资企业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外商在华投资环境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分析投资环境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312家在华韩资企业的调查研究了市场战略、竞争战略、企业特有优势(技术优势、营销能力、R&D优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市场战略、总成本领先战略、技术优势、营销能力对经营绩效具有正面影响,总成本领先战略在工资上涨作用和经营绩效间起到中介效应。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否激励企业创新和绩效提升？

基于2012—2019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都验证了强“波特假说”,在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发挥其中介作用,显著促进财务绩效的提高。在进一步研究中,异质性的环境规制在产权及地区的分组回归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回归结果。根据研究结果,对政府合理调整环境规制以及企业正确看待环境规制提出相关建议     

财税政策、研发投入对江苏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小企业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缓解就业难题作出了重要贡献。财税政策作为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有力措施,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资金匮乏等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4—2019年江苏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象,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探究财税政策、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均有助于提升江苏中小企业绩效;研发投入对江苏中小企业绩效存在正向激励效应;财税政策通过研发投入的影响路径提升了企业绩效,即研发投入在财税政策激励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丰富了财税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有助于为政府有效发挥财税政策效应,促进财税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提升提供一定的借鉴。     

组织即兴、资源整合与新创企业绩效

转型经济背景下，环境的动态变化既为企业带来了发展机遇，但也导致企业的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化和模糊化。对于面临资源缺陷的新创企业而言，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为其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如何快速即时的响应环境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新创企业的生存。在此背景下，组织即兴研究应运而生。但是，在随机应变中"求快"的组织即兴真的可以为企业带来优质绩效吗?从资源基础观和能力视角出发，利用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用模型，本研究引入了资源整合作为中介变量以期打开组织即兴到新创企业绩效的黑箱，并探究了网络能力的中介的调节效应。文章利用bootstrapping方法对185份新创企业跨期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即兴行为能够显著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资源整合在组织即兴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而网络能力在组织即兴与绩效之间发挥着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当网络能力较高时，组织即兴对绩效的影响更强，而且，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通过资源整合的中介实现，当网络能力较高时，组织即兴通过资源整合的中介对绩效产生的积极效果更明显。本研究从资源整合视角出发探究了组织即兴影响绩效的办理，凸显了网络能力在组织即兴向绩效转化过程中的突出作用，为新创企业有效的实施即兴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高管激励、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

以2012-2015年重污染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环境规制、高管激励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显著影响企业环保投入的可能性,同时高管激励能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作用。进一步地,按照企业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发现民营企业的环保投入对环境规制不再显著,而国有企业的环境规制依旧显著,说明在本研究分析的时间段,国有企业是国家环保事业的主要政策承担者,民营企业的环保行为除了受到环境规制的压力,还决定于企业的规模和财力。     

董事会成员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影响的研究

利用2010-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以及董事会成员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负向影响当期绩效,但随着研发投入对绩效积极作用的发挥,其负向影响在滞后一期内减弱,在滞后两期内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董事会薪酬激励对二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没有调节作用,说明合理的薪酬激励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研发投资效率,提高企业绩效。     

环境规制、产品空间演化与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基于实证产业组织和演化经济地理研究范式,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内生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创新性地基于非线性工具变量的控制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污染费征收对于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精准的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产品相关性与城市产品相关性是影响企业导向性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产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规制的激励创新效应,并且不同城市的企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潜在作用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内生影响企业TFP、企业的行业技术赶超、优化行业资源配置等渠道显著影响了企业导向性绿色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导向型环境规制与城市产品空间演化是引致我国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原因。     

政府环境审计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手工整理国家审计署层面的政府环境审计数据,以 2007—2019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媒体监督较强时更显著。分析影响机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机制和环保补贴机制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其中环境规制机制表现为环境处罚力度提高和环境税收水平提升,环保补贴机制表现为环保补贴力度提高。检验经济后果发现,政府环境审计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创新不仅能够提高其环境绩效,表现出环境有效性,更能够提高其经济绩效和经济效率,表现出经济有效性。研究结论丰富了政府环境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因素研究,为审计部门完善政府环境审计制度以推进绿色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耐心资本、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间竞争加剧及政策的推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实施技术创新,但创新投入需要依托于企业的自有财务资源。然而在关于企业资本状况、创新投入对绩效影响的具体激励关系的研究上,现有结论尚未达成一致。文章以中小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异质性视角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引入耐心资本概念,实证分析其如何通过合理的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结果发现关系型债务对于绩效的正向作用大于稳定型股权。内部研发更容易在关系型债务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而外部技术并购在稳定型股权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丰富了资本结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为中小企业进行具体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参考。     

纺织皮革类上市企业环境规制绩效测算研究

环境规制绩效作为纺织皮革类企业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受到政府部门和皮革行业的高度重视。科学合理的测算环境规制绩效,成为纺织皮革类上市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关键。基于此,文章选取2008年-2017年沪深纺织皮革类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构建环境规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纺织皮革类企业环境规制绩效的影响机理,从而增强纺织皮革类行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其盈利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皮革上市公司环境规制绩效程度偏低,有待进一步加强;针对皮革企业环境绩效测算研究,从政府、企业和社会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鱼与熊掌可兼得么?——对我国环境管制波特假说的检验

传统观点认为,企业绩效与环境质量如同鱼与熊掌一样不可兼得。波特提出的创新性假说则认为,通过设计良好的环境管制,能够诱导研发并最终实现控制污染和提升绩效的"双赢"。基于中国省级工业部门1990—2011年间的数据对波特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对于环境管制和绩效的不同阐述以及指标选择会导致不同的验证结论,对于中国的工业部门而言,污染减排费用支出能够诱导更多的研发活动,而污染减排的资本性支出对研发影响则不显著;此外,环境管制带来的增量研发对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而工业部门内部的日常性研发则能显著改善经营绩效和环境绩效。针对工业部门的环境管制应尽可能减少强制性干预,更多地采用市场机制来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发现和实现共赢。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环境效益-企业绩效的平衡问题与企业"绿色转型"、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首先,基于SCP范式建立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模型;其次,从正式、非正式的环境规制两个层面出发,考察了4种不同环境规制方式对企业综合绩效、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的影响。结论如下:(1)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上,环境规制作为外部驱动力直接改变着企业的外部环境,间接作用于企业内部驱动力改变着企业内部环境,最终作用于企业的绩效水平。(2)在系统两步GMM回归结果分析上,行政化指数对企业运营能力提升有阻碍作用,对发展能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市场化指数对企业综合绩效影响为正,对运营能力影响为负;社会关注度有利于企业综合绩效、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提升。群众关注度的增长是企业综合绩效提升的"主导力",是企业绿色转型中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点",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是实现环境效应与企业绩效双赢局面的治本之策。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基于东盟国家的实证检验

利用2010—2017年东盟国家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目前阶段,东盟国家环保关注度和环境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环境政策级别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为了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政府风险投资、代理问题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引导基金介入的证据

科技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以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中小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作为政策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微观企业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政府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发现：第一,引导基金不仅没有促进企业创新,反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不同监管环境下的分组检验表明,引导基金更倾向于投资风险相对较小的企业,而不是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小微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因而偏离了其投资目标和政策初衷。第二,不同性质私人基金的分组检验表明,相较于股权投资(PE),引导基金和风险投资(VC)的投资目标更难协调,因而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第三,企业的政治关联和寻租会扭曲企业利用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向。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更低,创新产出更低。第四,机制检验表明,研发支出激励不足、公司内部治理不善,是引导基金抑制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并且,公司制引导基金相较于合伙制基金的创新绩效更差。本文从不同类型基金目标导向冲突、政治关联和寻租等视角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对上述发现进行了理论分析,发现实证结...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基于FDI质量中介效应检验

FDI质量视角下，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黄河流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首先，揭示三者影响机理;其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中介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最后，通过非线性模型，理清FDI质量的中介效应实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的中介效应阻碍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与FDI质量之间存在U形关系。因此，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对FDI质量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