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寻甸县贫困格局与贫困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热点之一。科学揭示县级区域贫困格局、分析致贫因子,可以促进县级区域性减贫战略更好地实施。方法 文章运用多种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研究了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贫困格局,多维度剖析该区域致贫因素。结果 （1）寻甸县农村贫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和贫困空间效应,其贫困发生率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形条件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地域差异性。总体上,寻甸县南部、县政府所在的街道仁德及其附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普遍较低,该县北部的联合乡、六哨乡、甸沙乡等乡镇贫困发生率居于较高水平,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乡镇的区位条件和地形条件相对较差。（2）相比2014—2016年,2017年寻甸县各乡镇（街道）的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其原因主要是2017年该县对所有排查出的“问题户”进行整体性的高强度整改、使得2017年末该县多数贫困户得以脱贫。（3）空间误差模型（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农村居民人均用电量的增加、每公顷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加、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降低均可促进贫困发生率下降。结论 多数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新时期中国西南山区贫困格局、致贫因素、减贫路径及模式,亟需深入研究,这也对强化贫困地理学的研究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通过人口的城镇化率、土地的城镇化率、经济的城镇化率、就业的城镇化率这4个自变量综合考察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影响效应并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收集近10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西藏）的相关数据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 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口的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经济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通过经济的城镇化产生显著负向的间接效应,而就业的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效应不显著;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主要还是由人口的城镇化产生,但也不能忽视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控制变量中农业经济水平、农村资本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率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效应,且农村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的间接效应。结论 建议政府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加快农村城镇化;拓宽农民就业渠道,缩小城乡差别。     

长江经济带多维减贫效率测算与时空演化分析

目的 测度长江经济带多维减贫效率,揭示减贫效率差异和时空演化趋势,以期为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扶贫资源调整与瞄准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结合多维贫困理论,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多维减贫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多维减贫效率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 （1）经三阶段DEA调整后,长江经济带平均多维减贫综合效率从0.666转变为0.889,各地减贫效率差距较大,且多维减贫效率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完全对应;（2）从环境变量影响来看,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有利于多维减贫效率的提升,而财政公共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则抑制了多维减贫效率的提高;（3）从地理区位来看,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多维减贫综合效率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小,上游地区的多维减贫效率波动幅度最大;（4）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可以划分为4种减贫效率类型,其中“低纯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型”为扶贫工作重心。结论 为提高新时期长江经济带精准扶贫工作效率,一方面要保证地区生产总值持续稳步增长,注重保护第一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提高精准扶贫的瞄准度,根据地区的多维减贫效率类型调整精准扶贫工作。     

21世纪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研究

目的 农业基础设施不仅是农业稳定生产的重要基石,也是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探究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对未来相对贫困治理和减贫经验总结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及内生机制。结果 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密度、河道密度和铁路密度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1.424、0.03和0.05个单位;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中的人均装机容量、水土流失治理能力和每公顷塑料薄膜用量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0.122、0.212和0.011个单位。从控制变量来看,每千人播种面积,农村人均教育水平和人均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也发挥着积极的减贫作用。由减贫机制可知,农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降低农业自然灾害和增加农业产值,进而提高农户收入和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结论 应尽快完善农田田间道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村减贫。     

多维视阈下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分析

目的 土地流转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探索,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路径,以土地流转为抓手对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4 445份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收入和贫困脆弱性两个维度入手,构建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分析土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及其异质性。结果 （1）在收入维度下,土地流转户的家庭收入水平相比未流转户高12.07%,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和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农户家庭收入增加的关键因素;（2）在贫困脆弱性维度下,土地流转户的贫困脆弱性比未流转户低5.13%,西部地区贫困脆弱性水平为0.419远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3）从土地流转方式来看,土地转出户的贫困脆弱性比土地转入户显著低0.018,通过PSM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结论 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的土地流转特征出台针对性的相关政策,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劳动力外流阻断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目的 通过分析劳动力在外流过程中能否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研究提升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为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构建AlKire-Foster（A-F）模型,测度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Logit模型研究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最后采用列联表分析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并且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力外流人口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存在严重且长期的相对贫困;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问题,并且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西部地区存在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程度更深;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有效阻断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结论 父代应以身作则,正向影响子代成长;提高政府专项扶贫中人力资本扶贫资金比重,完善地方政府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和健康考核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群众普遍受益。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新型城镇化能否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之一,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对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从经济基础、社会功能、生态环境和城乡融合等4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基于2001—2021年的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方法对我国285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研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 （1）样本期间,从总体来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呈增长趋势。（2）新型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门槛值时,新型城镇化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门槛值时,新型城镇化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3）新型城镇化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规模以及不同粮食功能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结论 新型城镇化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要想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必须从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扶持力度等多个方面同时入手。     

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的分析

目的 探讨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文章基于文献梳理，归纳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机理；利用2000—2018年河南省106个县的面板数据，分别探讨城镇化对农药施用强度和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通过分析农地经营规模与居民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 （1）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城镇化的农地规模效应显著，城镇化有利于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从而有利于降低农药、化肥施用强度；（3）城镇化的收入效应显著，居民收入水平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呈“倒U型”变化趋势，超过1/3的县已跨过农药施用强度的拐点，全部县均已跨过化肥施用强度的拐点；（4）城镇化对农药、化肥施用强度较低的县的影响更大。结论 适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农药、化肥减量；鼓励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充分发挥城镇化的农地规模效应，降低农药、化肥施用强度；持续增加居民收入，同时促进居民选择环境友好型食物、减少食物浪费，可以从需求侧助推农药、化肥减量。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创新与思考

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农村扶贫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因此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战略,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基本解决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社会事业不断取得进步。但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多、分布广、贫困发生率较高,返贫率较高,仍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文章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指出现阶段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面临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扶贫开发成本较高、相对贫困问题显现、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等主要困境,分析其农村扶贫模式的现实情况,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寻求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芜湖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变化研究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耕地保护是一个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正确处理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的关系,对于城市健康发展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1996~2012年芜湖市数据为基础,运用单因素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3个主要指标,分析芜湖市1996~2012年城市化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耕地变化的主导因素,预测未来短期内耕地数量变化趋势,从而有针对地提出耕地保护的有效对策。研究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芜湖市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耕地数量变化显著,且与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城市化率之间皆存在密切关系。为避免耕地资源的进一步减少,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芜湖市应通过节约集约用地、积极开发耕地后备资源、加强耕地质量管护等方式进行耕地保护。     

乡村旅游减贫成效评估体系及绿色减贫指数分析*——以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为例

［目的］分析研究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减贫成效的评估体系，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决策信息，为地区减贫提供方法理论。［方法］文章基于云模型理论，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等影响因素，构建4级9项指标的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的综合定度，来分析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绿色减贫指数。［结果］(1)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2)彭水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差”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总排名中的最后。［结论］(1)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减贫，但减贫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推进。(2)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各片区减贫水平存在差距，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减贫效果最佳。(3)彭水县绿色减贫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加强各区域间的沟通协调，促进整体的推进。     

森林食品产业减贫的作用机理及效应分析

首先,介绍森林食品产业减贫的作用机理,主要包括解决资源落后与发展滞后的矛盾;促进贫困地区收入增长;注重多方交流互动。其次,将森林食品产业的减贫效应分为社会减贫效应、经济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这3个部分。最后,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品牌宣传;增加产业联动效应;持续带动地区增收等建议,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森林碳汇项目有助于减贫吗?

基于2005—2014年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碳汇造林项目的项目地潮河林场、奋斗林场、二十八站林场和育英林场的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森林碳汇项目促进减贫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森林碳汇项目通过促进社会就业情况和经济情况有助于减缓贫困,并且社会就业情况在减贫影响上比经济状况贡献度高;而森林碳汇项目造林阶段的造林面积对减缓贫困在一定程度上呈正相关关系。通过结果分析表明只有基于内生发展动力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森林碳汇项目开发设计,由"输血型"模式变为"造血型"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缓解贫困两个目标。     

精准扶贫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目的]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我国共减少贫困人口6 853万人。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对比政策实施前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对于揭示精准扶贫政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的山西省为对象,基于2010—2017年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的统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不同贫困程度县(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结果]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主要为:贫困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非贫困县的3倍,而其中国家级贫困县的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省级贫困县的2倍;共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对比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揭示出如果忽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时间的变化,则会高估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约1.5～4倍,再次证明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引入控制变量探讨政策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发现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占比、人均农业产值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均土地状况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结论]精准扶贫政策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且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影响更明显。     

四川秦巴山区贫困特征及扶贫模式研究

四川秦巴山区位于川北和川东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是,秦巴山区多年来一直属于国家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经济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作为"十三五"期间四川省推进精准扶贫攻坚的重要地区之一,研究其贫困特征及扶贫模式对四川省、秦巴山区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秦巴山区的贫困痼疾存在已久,盲目的开发在导致资源浪费的同时,进一步加重了贫困。通过对主要致贫原因的分析和对创新科技扶贫、旅游扶贫开发扶贫以及新型城乡一体化扶贫等3种模式的SWOT分析,提出了四川秦巴山区实施精准扶贫的3点建议。     

贵州省县域农村贫困度时空变化分析

[目的]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动态、客观地监测农村贫困的时空变化对国家扶贫工作十分重要。[方法]文章利用DOSP/OLS夜光数据集构建的平均灯光指数ALI (Average light index,ALI)与社会经济数据构建的综合贫困指数IPI (Integrated Poerty Index,IPI)建立关系,进而估算2003—2018年贵州省县（区）域间综合贫困指数,分析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结果]（1） ALI与IPI建立模型估算的IPI与真实的IPI拟合程度较好,R2超过了0.86,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贵州省各县（区）域IPI指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在2003—2018年两者都有所增长,增长幅度分别为19.21%和2.38%,表明农村贫困度差异在逐渐增大。但贫困程度极高的县（区）域呈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65个减少到2018年的37个;（3）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贵州农村贫困程度整体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椭圆覆盖面积和贫困化重心变化不大;（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贵州各县（区）域农村贫困程度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并存在较强的空间聚集...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Over the past 40 years,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towards its poverty alleviation goals. The rural population under the current poverty line has decreased by 739.9 million. China has contributed to more than 70 per cent of world poverty reduction. To better promote the new anti‐poverty strategy an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paper summarises the main experiences of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over the past 40 year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implementing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n the new era. China’s experience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includes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mproving self‐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of the poor population, encouraging multiple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focusing on innovation and ways to improve poverty alleviation. Although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initiatives have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es,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challenges that should be of concern in the coming years, such as 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of financial input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ulting negative incentives for the poor to improve their internal motivations and the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markets and social forc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Given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anti‐poverty policies beyond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