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股权投资在中国的投资操作路线及其现状

海外私人股权投资机构通常运用完美闭环操作,用股权投资方式进入中国。但由于中国种种政策的限制,私人股权投资机构一般利用离岸公司进行投资,以便资金退出。本文介绍了离岸公司的特征及其离岸重组过程,最后介绍了私人股权机构利用离岸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的近况。     

湖南创投及私募市场发展报告

省内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政策环境日趋完善。近年来,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对于湖南省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为了进一步活跃湖南省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外来投资参与经济建设,湖南省于2010年1月发布实施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优化投资环境,推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类企业发展,     

印度的外资政策综述

印度政府对待外国私人投资的政策,主要是以1949年4月尼赫鲁的一番讲话为基础的.政策的核心是有选择地欢迎外国私人投资,投资的领域要有利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印度政府宣布,所有印度的和外国的企业都必须符合政府工业政策的总原则,外国资本与印度资本一视同仁;外国资本有权依法自由汇走利润、股息和撤走资本;如果政府不得已要将外国企业国有化,将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一般情况下,应由印方掌握企业的主要权益和进行实际控制.     

私人投资与善待资本者

私人投资与私人财富的资本化　　90年代后期，中国在经济理论领域中四个方面有引人注目的发展。其中，一是对资本的承认，资本运营、按资分配等已经写入党的“十五大”文件。二是肯定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个、私经济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三是形成了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的改革思路，国有资本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和培育多元化投资主体已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四是提出要努力将社会资金从间接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资本市场扩容不断加速。这些进展标志着，私人投资迅速发展的体制与政策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     

私人股权基金（PE）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近年来，私人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新锐”角色。中国作为亚洲新兴市场的代表——最有前途的私人股权投资市场．得到国际大投行的青睐。虽然私人股权投资在我国的发展有很大的机遇．但是由于法律和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私人股权基金在我国还面临许多挑战。私人股权基金要在我国健康发展．还急需解决基础研究、退出方式等问题。     

民间资本进入股权投资基金业的障碍及对策

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市场经济的繁荣，需要资本与实业的互动，民间资本希望通过进入股权投资基金业并参与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业的发展也需要民间资本的支持。但政策立法的局限上，使得民间资本尚未成为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的首要动力来源。     

私人股权基金若干经济理论与政策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经济学视觉分析私人股权基金的几个理论与政策问题,包括私人股权基金与有限合伙制、与中介金融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关系以及私人股权基金的监管和税收等问题.     

机构投资者增加对风险投资行业的促进作用

我国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与欧美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占了绝大部分。2008年，我国金融监管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放松了金融机构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的限制。其中，证券公司相继获准开展直投业务，社保基金获准不超过总资产10％的比例投资于股权投资基金，保险机构获得国务院批准投资未上市企业股权，商业银行也获准开办并购贷款业务。随着金融机构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限制的逐步放松，     

浅论PPP模式中的资产证券化

1 PPP模式简介及分类 近年来,PPP模式日益成为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新的探索方向.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2014〕2724号)文件中的定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指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广义的PPP包括公共部门(政府)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系,可具体分为外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三类.狭义的PPP仅指公共部门(政府)与私人部门以合资组建公司的形式展开合作,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国有资产充实养老保险基金方式的选择

利用加入内生变化国有资产的代际交叠模型，我们分析了国有资产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动态效率经济中，全部国有资产及收益用于投资，经济在黄金律水平均衡，私人消费水平最大化；而如果长期将部分国有资产收益用于支付养老金等消费用途，则稳态资本存量低于黄金律水平，私人消费水平下降。在动态效率条件下，利用变现国有资产充实养老基金优于建立国有股权型养老保障。     

我国私募基金现状及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财富迅速增长。在此宏观背景下,私募基金发展迅速。私募基金作为重要的民间投资力量,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与此不相协调的是,当前我国私募基金仍存在政府监管宽松,操作不透明,内幕交易频发、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等诸多问题,无疑这严重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私募基金在取得丰厚利润的同时也蕴藏着极大的道德风险和财务风险,亟需引起高度重视,提出相应对策规范私募基金市场。     

天津滨海新区应如何规范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滨海新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保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健康运营,建立全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需要构建相应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规范。这也是滨海新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规范中主要涉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协会和政府三类主体,平衡三类主体之间的自治、自律和监管关系是该法律制度的核心。     

浅析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瓶颈与治理策略

私募股权基金是一种创新型的投资工具,用于对非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私募股权市场已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尚属初级阶段,在实践与发展中存在许多问题和障碍。目前的经济形势与资本环境又给私募股权基金带来了新机遇与挑战。     

论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建构

资本市场的多层次,指的是资本市场纵向分层化发展,排除了以金融工具创新为前提的横向多元化。它的制度化发展有利于优化金融结构。我国资本市场体系的显著特点是市场结构单一,主板市场、二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三板市场,缺乏明确的分层、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市场、有效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为市场化条件下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股权融资、股权定价和股权转让的市场。所以,结合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在我国建构多层次资本市场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股票市场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在股票市场起起落落的发展过程中,其作为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解决好股票指数变化带来的连带反映;提高金融监督效率;改革现行发行制度;解决资本市场结构单一的矛盾。     

关于国有股权的法理思考

国有股权是国家所有权在公司法人制度下的转化形式。国有股权来源上的公法性、运行目的的公益性、意志形成过程中的公法性决定其本质上属于国家公权范畴,但在公司法人的内部运行过程与市场环境中,国有股权应当保持股权的一般私法特征。明确国有股权的本质属性与其私法运行方式对于完善国家所有权制度与国企公司治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住房、负债与家庭股市参与——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房产是家庭总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中国家庭在房产上的过度追逐必然影响到家庭的股票投资行为。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思路，文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不仅研究了住房对家庭股市和风险资本市场参与的影响，验证了已有学者得出的住房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挤出效应；又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类型的住房负债对该挤出效应的影响程度。首先，文章研究发现，住房对家庭参与股市和风险资本市场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住房不仅降低了家庭进入股票和风险资本市场的概率，也降低了家庭参与股票和风险资本市场的深度。其次，文章研究发现，房屋负债抑制了住房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挤出效应，但房屋正规贷款和房屋民间借款对股市参与的影响相反，房屋正规贷款能够促进家庭参与股市，降低住房对股市参与的抑制作用；但房屋民间借款的存在增加了住房对家庭股市参与的挤出效应。文章认为，严控住房市场，抑制家庭多套房的投资行为，使多余的资金合理的流向金融市场，深化金融市场，才能促进金融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     

引导民间资本投资 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民间资本市场改革的实践,为民间资本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间资本积极并合理地流向中小企业。但是由于当前我国金融体制固有的缺陷和民间资本自身的局限性,导致民间资本与中小企业难以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由此,本文重点分析了民间资本的投资取向和特点,从民间资本投资的三个主要投资取向,去探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方法。     

金融机构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的基金"——基于案例的研究

基金的基金（FOF）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的主流趋势。FOF在分散风险、投资顶级基金、接近目标市场等方面具有优势。文章通过对国内外金融机构投资FOF案例的研究，分析了FOF与其他私募股权投资形式充分整合的必要性，认为金融机构应当结合自身优势与特点构建包含FOF在内的私募股权投资体系，并就投资与监管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Capital Markets and Capital Formation in Australia, 1945–1990

This survey article continues the author's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omestic capital markets and capital formation by studying the 45 year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Part 1 appeared in AEHR 37 (3) 1997.) The significant rise and the sustained increase in the ratio of gross domestic capital formation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osed challenges to local deposit taking institutions and capital markets to mobilize savings. The changing bala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and between investment by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was reflected i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and private debt, and equity. The capit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ved themselves to be adaptable enough to finance more than 90 per cent of postwar capital formation. However, the increasing inward and outward flow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ve weakened the nexus between the supply of domestic savings and capital 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