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赶共识监督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模式—以汽车产业为例

本文以中国汽车（轿车）产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及其产业政策沿革为例,探讨中国产业政策之模式。汽车产业政策在过去三十年来持续演变,政策质量多不理想,中央政策单位无法与企业部门信息互通,政策拟定上常难以适应市场状况,各地方也多各行其是。不过这也形成实验空间,事后各地不同结果可能被择优选用,作为下一波政策修订的依据。政策的改进有赖于各方对追求中国长期发展具有高度共识,超赶西方成为检验政策成效的有效准则。此模式下中央成为竞争平台,各方博弈在超赶共识下,逼使中央不断修改政策采纳胜出的模式。     

“赶超共识”模式中的事实选择和博弈分析——与瞿宛文教授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 瞿宛文（2009）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赶超共识监督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模式——以汽车产业为例》（以下简称《赶超》）中，将中国汽车，特别是轿车产业的政策表述为“有赖于各方对追求中国长期发展具有高度共识，赶超西方各国成为检验政策成效的有效标准”的“赶超共识模式”，并进一步提出在此模式下“中央成为竞争平台，各方博弈在赶超共识下，     

论东莞模式及其政策支撑体系

改革开放后,得益于中央经济分权的政策,中国区域经济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在中央的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也积极探索经济腾飞之路,涌现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三大模式＂,以及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每种经济发展模式都有其相应的政策支撑体系,在探讨东莞模式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东莞模式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对东莞模式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产业政策与行业创新发展-来自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新能源汽车是地方政府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文章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存在"中央产业政策-地方产业政策"的现实,着重考察了地方不同类别产业政策对行业创新的作用.文章手工收集整理了中国省级层面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文本数据,利用政策用词识别、量化政策类型和政策效力,实证考察了地方产业政策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创新发展的影响.特别地,文章检验了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产业政策的差异影响,并对会加强或削弱地方产业政策效果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就全国整体而言,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激励新能源汽车行业创新发展.与供给型、需求型政策相比,以目标规划、金融支持、法规规范和产权保护等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更为有效.考虑变量衡量误差和内生性等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文章还发现中央和地方官员更替对产业政策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与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相比,地方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而达成促进行业创新的目的.文章的研究在丰富了产业政策研究文献的同时,也为中国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产业政策与僵尸企业形成

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以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对我国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产业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沦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而地方产业政策则会加剧僵尸企业的形成;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央和地方产业政策影响了资源配置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了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进一步地,市场分割、市场竞争以及去产能政策会调节产业政策对僵尸企业形成的影响。上述结论从宏观产业政策的角度提供了我国僵尸企业成因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为协调央地关系、僵尸企业出清以及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汽车产业政策的发展变迁与央地联动——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合理的产业政策是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推动经济内循环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着力点。汽车产业已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制定符合经济规律和社会状况的产业政策，对于全国汽车产业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基于1980—2021年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出台的所有汽车产业政策，发现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分阶段变迁、渐成体系，并且地方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与中央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联动性，地方汽车产业政策随着中央汽车产业政策的走向而迅速调整并落实了中央政府的大部分规定。然而，地方政府对于扶持本地汽车产业有明显的偏好。在构建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下，各级政府应着力构建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汽车市场，积极出台促进全国汽车市场一体化发展的各项政策，充分发挥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政策协同、官员更替与企业创新——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尽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政策扶持各国已达成共识,但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本文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文本和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究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数量与企业创新不存在正向关联;较分行业政策而言,总体政策下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协同更有利于企业创新;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协同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会受到地方官员更替的影响:省长更替会抑制政策协同的正向作用,省委书记更替的影响不明显.在替换创新指标和将年度数据改为季度数据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本文丰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文献,也有助于明晰产业政策的制定路线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     

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30多年来的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现行模式被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成功的,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转轨国家到市场化国家的进程在加快,"北京共识"模式在变化了的大趋势下需要创新,需要学习发达国家成功的发展模式,但从"北京共识"到发达经济体的模式需要一个符合循序渐进的制度转换,"后华盛顿共识"的可持续、协调、创新、民生化等发展理念可成为未来中国通向发达国家过渡期的选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运行空间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发展战略决定了其产业发展往往是在政府干预下展开的,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违背市场规律和国际惯例的产业政策。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自主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性普遍规则的制约。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实施空间构成很大约束,对产业政策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一定冲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该将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结合起来,扶持国内面临外国竞争的产业,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通过竞争政策的实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发展。     

第二届中国能源与环境经济学者论坛征文启事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下能源与环境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中的关键作用愈加明显,粗放发展模式下积累的一系列能源与环境问题亟待解决。为科学解释现阶段中国能源约束与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等现实经济现象,探讨适应中国经济清洁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并从事于中国能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有鉴于此,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能源经济系于2017年联合     

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发展新兴产业的动机与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了政策执行的双重激励模型,探索政治激励、经济激励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方式的相互关系。通过考察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在地方层面的执行情况,笔者发现,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产业政策的实质动机是经济激励。由于新兴产业的市场回报无法现时兑现,且其发展前景与本地的资源禀赋情况密切相关,因此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呈现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地方政府故而在平衡经济发展和政治晋升的情况下作出实动、暗动、伪动、缓动等不同选择。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新兴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启示。     

中国“两大奇迹”形成逻辑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了大规模、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社会领域长期稳定发展的“两大奇迹”。“两大奇迹”的形成原因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创造“两大奇迹”的政治保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两大奇迹”创造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制度保证；党领导下人民创造力的发挥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动力保证。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两大奇迹”形成的理论逻辑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经济快速增长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两大奇迹”历史经验是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培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互补，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在第二个百年续写“两个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奇迹需要从中长期发展视角判断未来发展的趋势，继续推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演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Industry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 multi-layered model

Though China has characteristics of a developmental state like those of East Asia, there are evident differences due to China’s scale. Unlike the East Asian model, in whic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akes charge of industrial policy directly,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formulates the policy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implement it. Thus, a multi-layered and complex policy structure has been the norm, and considered on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several examples of Chinese industry, and find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del mainly depends upon the wa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teract. For example, the 2004 automotive industrial policy was successful, because the central-local interactions demonstrated mutual accountability and thus brought policy innovation. After 2004, however, the auto industrial policy became ineffective, wh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changed.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relevant parties could improve their coordination to produce a better result.     

中国创新链“国进民进”新格局的形成、障碍与突破路径*

现阶段,无论是从国有企业国家战略定位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来看,以及从当前中国情景下国有和民营企业各自的能力特征和竞争优势来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必须在中国创新领域打造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新局面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在中国创新领域以及创新链中打造“国进民进”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性。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中国创新链的五大环节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各自合理定位,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同创新链环节构建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的可能模式和实施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应有的政策建议和今后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及政策取向

本文基于SSM模型对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研究,并分析其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产值稳步增长,份额有所提高,结构演变过程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交替主导;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第三产业凭借较强的竞争力成为地区经济的主导产业;长江中上游地区经济增速较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竞争力强,形成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政策导向影响、要素价格变化、区域分工合作以及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系列产业发展政策建议,以期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产业政策到创新政策的制度基础

自201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7 000美元,正式进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国家相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双创发展”等战略目标,各级地方政府更是密集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等创新公共政策,标志着我国政府公共经济政策手段的重心已逐步实现从产业到创新的转移。通过比较二战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制度—政策”演变历史发现,创新需要制度和政策双轮驱动,其中制度发挥基础性激励作用,是主导性的;政策仅发挥诱导作用,是辅助性的;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的目标、工具、过程差异决定了基础制度变革必须先行。     

CHINESE INDUSTRIAL POLICY AND THE REDUC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IN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Abstract. Reducing the proportion of state‐owned shares (SOSs) in China is a complicated undertaking, related to several issues on the reform agenda such as the strategic reform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ndustrial polici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sted compan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y our analysis, since the quantity of SOSs is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it requires thorough and differentiated reduc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SOSs, industrial policies, timing issues, etc., and should follow this process all along; i.e. SOSs → key corporations → key industries → state economy.     

Is the state-le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effective in transitio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steel sector

During the reform er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carryingout strategic industrial policies modelled on those in post-war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he hope of transforming its highlyfragmented manufacturing sector into one that comprises a smallnumber of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big businesses. Using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steel industry structure from thelate 1980s to the early 2000s as a case in point, this paperfind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solidation attempts have,by and large, not been very successful. The disappointing policyoutcome is interpreted by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industrypolicy mechanism in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stitutionalframework of the Chinese state differs from its counterpartsin Korea and Japan in some fundamental aspects. Among these,the fragmented and uncoordinated Chinese bureaucracy contributessignificantly to the inefficac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度量与成因分析

本文利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了1985—2007年我国(及主要区域)的动态货币政策乘数,从新的视角论证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显著存在性。此外,还从供给视角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做了新的解释。研究表明,经济开放度、劳动生产率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地方政府行为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地方政府干预经济过多反而会削弱货币政策效力。     

预期管理理论的形成、演变与启示

本文从货币政策视角梳理了预期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历程,探讨了对通胀预期管理的现实启示。本文研究发现,预期管理理论以货币政策可信度为核心,历经从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的摇摆到融合政策承诺与中央银行沟通并形成前瞻性引导的过程,各种预期管理思想的引入均通过对货币政策施加各种约束,促进政策的动态一致性,提高公众预期形成的精确性。构建以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为基础的预期管理框架,改进以预期形成机制和金融体系的模型化为代表的模型结构,采用机制设计方法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成为未来预期管理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我国而言,加快以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为代表的金融改革,强化以价格稳定为核心的货币政策调控,并通过有效权衡稳增长、调结构与反通胀之间关系,塑造坚定的反通胀立场,形成以通胀目标为代表的名义锚。同时构造兼顾价格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中国特色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提高预期管理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