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技术进步与绿色经济发展绩效

以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探讨环境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环境治理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治理与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绩效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即环境治理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技术进步在环境治理影响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绩效中发挥中介作用，且技术进步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绩效提升；环境治理对绿色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南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正U型关系，而北方地区两者关系不显著。     

企业环境治理与现金持有量——基于过程和结果双维度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需要发挥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职能，分析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对生产运营尤其是现金流的影响有助于引导企业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去。本文以2009～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制度理论、信号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基于环境和结果双维度的企业环境治理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基于过程和结果双维度的企业环境治理与现金持有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环境治理既可能通过弱化预防动机负向影响现金持有量，也可能通过强化代理动机正向影响现金持有量。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环境治理对现金持有量的提升作用仅在非重污染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显著。本文将环境治理划分为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为企业环境治理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政府部门推进企业环境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环境舒适性对中国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

通过利用2000～2019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环境舒适性对中国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舒适性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且多数城市仍位于拐点左侧;环境舒适性对城市创业活跃度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相较东部地区,环境舒适性对创业活跃度的正向效应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更为显著;东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气候舒适性对创业活跃度均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生态舒适性对创业活跃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污染舒适性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创业活跃度存在显著抑制作用,污染加重不利创业;环境舒适性通过创新、城镇化中介能正向影响创业活跃度,高技能人才中介不显著但对创业活跃度有正向作用。建议规避气候舒适负效应,加大生态建设投入、开展污染治理,同时提升创新水平、城镇化水平、吸引高技能人才,有效激发城市创业活力。     

规制强度、影子经济与污染排放

本文通过引入影子经济构建规制强度、影子经济对污染排放影响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存在影子经济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运用普通面板和考虑污染溢出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影子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会直接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同时规制强度的增加会扩大影子经济的产出规模从而间接增加污染排放。对中国的实证分析也支持这一理论结论,中国环境规制对污染的直接影响为负,环境规制通过影子经济规模对污染的间接影响为正。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的总体净影响在2001年之后表现为正,说明现行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遏制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从区域层面来看,环境规制正向净影响的区域呈现空间聚集,其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南部和西北地区等三大区域。     

空气污染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中介效应

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频繁发生,使得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既取决于外部制度因素的驱动,同时也受企业内部产权性质的深刻影响。以沪深A股377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空气污染、产权性质与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空气污染程度与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行为显著正相关,即企业所在地空气污染越严重,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力度越大;产权性质在空气污染程度与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     

北京市“三废”治理的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模型及应用

本文对北京市各区县重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进行调研,构建了“三废”处理环境优值评价模型,对北京市各区县环境治理的绩效进行排序并综合评价,为后续审计提供审计线索和范围。     

我国区域间环境容量使用程度的均衡状况分析及对策探讨

院当某一区域环境容量使用程度较高时,单位污染物的环境损害将会较大,因此单位污染物环境损害成本基本可以反映各区域环境容量的相对使用程度。对各省域的单位污染排放量可能导致的污染平均损失以及污染排放与环境损失的基尼系数进行估算,结果显示,在环境容量利用程度方面,省级行政区域间相对比较均衡,但是部分省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说明我国针对部分区域实行差异化收费标准,是必要的,将有利于环境容量的合理使用。结合我国实际,建议在全国统一的排污收费标准基础上允许对个别省份的排污收费标准进行差异化调整,实施区域差异化排污收费标准。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我国污染排放

基于2000～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追赶周边省份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制定的地方政策促进了污染排放;环境规制依旧是减少污染排放的强有力手段;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污染排放具有促进作用。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的提高有效抑制了污染排放,进一步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人口密集度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污染排放,而技术创新可有效抑制污染排放。分区域检验表明,当将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不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都显著促进了污染排放。     

从行政主导到合作管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转型

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转型是在双重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国际环境管理变革呈现出从行政主导向合作管理转变的趋势;另一方面,国内环境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行政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的弊端开始逐步暴露。行政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不能有效地应对区域、流域污染问题、不能有效地应对生态系统管理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涉及多个行动主体的环境问题。合作管理的环境治理体系力图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整合行政、市场和社会参与三种机制的力量。从社会资源动员角度看,合作管理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强调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工程技术问题,而且更是社会问题。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的转型已成为公共治理变革的最前沿领域和主要内容。     

区域经济建设与环境治理契合下的路径思考

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令人深思,如何寻觅区域经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最佳契合模式,已经是社会的焦点问题。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入手,继而剖析区域经济与环境治理契合的结构与特征,再进一步思考区域经济与环境治理契合模式的评估方法,最后提出区域经济建设与环境治理契合的对策,以期能够探索出区域经济与环境治理契合的正确路径。     

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苏州为例

论文从科研事业研究机构、地区整体科技状况和大中型企业科技状况三个方面选取了12项指标代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并且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研究了各影响因素和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影响区域GDP产出的主要正向驱动因素为区域科技人员的数量和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投入费用。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下区域R＆D投入与创新产出的实证研究

文章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下的R＆D投入与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R＆D经费投入和R＆D人力投入有利于各地区区域性的科技创新产出绩效的提升。同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模对R＆D投入与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模越高越能加快R＆D经费投入对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规模越高使得R＆D人力投入对区域科技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逐渐降低。研究结果对管理R＆D投入与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意义。     

开展环境审计 促进可持续发展

科技的发展实现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子孙后代，关系到人类共同的利益。随着大气的污染、生态的失衡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为了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环境、资源和人口的和谐发展，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我国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环境治理工作，近年来国家集中投入大量资金，在生态环境治理，如退耕还草、天然林保护等方面已见成效，但整个环境问题还是相当严峻的。对审计机关而言，     

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1998～2007年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选用中国1998～2007年期间六类区域污染指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与人均GDP之闻存在正相关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工业烟尘、工业粉尘、二氧化硫与人均GDP之间存在N型曲线关系.     

国外城市环境治理经验及措施初探

本文探讨了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环境治理的经验及措施——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保证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强化环境行政管理;注意推动自愿性行动来保护环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运用经济手段,制定激励奖惩措施,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大力发展环境教育,通过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民族心理;加大科技投入,注重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     

财政科技投入、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及SVAR实证分析

院文章运用SVAR 模型对财政科技投入、经济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长期以来就与地方财政收入及经济增长存在一种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财政科技投入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明显超过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就地方财政收入而言,经济增长与财政科技投入对其的影响在短期内带有某种程度的滞后性,有时候甚至会存在和长期关系相悖的情况,可以通过改善科技投入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解地方债务风险.     

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及其效果检验

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污染性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动机理论和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污染防治动机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行为的影响机理,通过实证诠释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对污染防治效果的影响、同异质性和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污染防治动机对污染防治效果有积极的提升作用,该作用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意愿较强的区域更为明显,但是在不同代理效率的企业之间却无显著差异,即无论何种代理效率的企业都倾向于合法性遵从环境规制。进一步考察作用路径后发现,企业层面污染防治动机激发并形成了员工层面污染防治动机,由此提升了企业整体的污染防治效果。     

论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核心主体

频发的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以及农村污染不断加剧,农村环境治理引发了社会的关注。美丽乡村建设的紧迫问题就是农村环境治理。政府和农民都是农村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但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而是应保障两者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政府与农民的共同发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乡村振兴。     

财政支出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对于当今绿色低碳发展的热点问题——环境治理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财政支出与节能环保支出都会对环境治理效果带来影响。究竟哪个支出对环境治理的靶向性更强，能够更显著地影响治理效果，文章对山东省各地市政府支出现状对山东省污染治理效果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山东省空气污染治理存在溢出效应。并且节能环保支出的靶向性有待加强。     

环境政策与第三方治理企业创新投入

环境政策是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同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污染治理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基本要求，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是评估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推动和市场导向作用的重要内容。以2011～2017年沪深A股环境服务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命令控制型和激励型两类环境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检验环境政策对第三方治理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命令控制型和激励型环境政策均推动了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政策的创新投入效应具有企业、产权和区域上的差异。因此，政府应充分利用激励型政策以保证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进一步加大对国有第三方治理企业的监管力度，并对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