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与反贫困：广西模式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是在扶贫攻坚阶段为解决生态脆弱区深度贫困问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在理论层面从阻断效应、重构效应、增长效应和社会一体化效应等方面系统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的意义,同时也从融入障碍、共同体割裂效应、生活成本约束、就业困境和公共服务瓶颈等角度论述了易地扶贫搬迁的约束条件,并着重以广西模式为核心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的“顶层设计-动员激励-统筹协调-监督考核”四位一体核心机制。广西易地扶贫搬迁的核心模式包含基础设施、就业培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产业带动、社区重建、文化融入、心理介入、生态恢复等九个方面,从而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建立了系统性的制度框架。这些经验具有一定典型性,值得总结和推广。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状况调查——以广西B乡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为例

生计资本是生计活动的基础和结果产出。生计资本之间具有相互转化、替代、协同等特点,其对生计的影响体现为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体现在其生计资本结构的状态上。以生计资本为视角,对广西B乡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进行研究,发现虽然农户社会资本增量,但其自然资本低质存续、物质资本改善不足、人力资本比较匮乏、金融资本较为短缺,各生计资本之间转化困难。农户形成“唯社会资本较足”型生计资本结构,生计可持续性较低。针对西部山区广西B乡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实际,提出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就业培训和文化教育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助力工农混合型生产,并完善社会保障的帮扶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在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资源匮乏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采用DID模型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在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其中,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和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提高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农户易地扶贫搬迁交易成本,并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理论,选择相关指标测度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生计资本。通过调查数据分析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现状,研究表明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值为0.539,说明移民生计具有不可持续特征,需要围绕生计资本内涵培养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累积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研究评价与"十四五"关注点研判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作为我国扶贫攻坚阶段的得力政策工具之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较之其他地区在经济基础、发展速度和政策韧性等方面都存在相对不足,而现有研究所涉及的关注点和内容虽丰富多样,但限制了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后续发展定位和相关研究的延伸.因此,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本文构建了包括政策自身系统、政策执行系统、政策目标客体系统、政策评估系统和政策环境系统在内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评价研究体系,并依次就五个子系统的相关研究进行分类梳理和评述.研究认为,"十四五"时期的关注点应当锁定在:及时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进行总结,剖析遗留问题、总结发展现状、挖掘面临的新困难;探讨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后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系统探索优化易地扶贫搬迁地区后续发展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等.     

生计策略对农户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8）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计策略对农户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影响及异质性。结果表明：生计策略对农户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联合决策影响显著,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土地流出的促进作用和土地流入的抑制作用。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要素配置决策呈现异质性特征,农业户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相互影响均不显著;农业兼业户倾向于土地流入与非农就业的联合决策,二者相互抑制且显著;非农兼业户倾向于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联合决策,非农就业与土地流出相互促进,与土地流入相互抑制,均影响显著;非农户倾向于土地流出与非农就业的联合决策,相互促进且影响显著。因此应依据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政策措施与激励工具,提升农户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农民就业和农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关联性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必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我们通过对农民就业及农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关联性分析，加深了对农民就业、农地流转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由此提出其发展的战略措施和总体发展思路。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广东省广州、东莞、河源及惠州四个市的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调研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中的职业价值、职业行为、交际技能、工作技能、社会资本广度以及社会资本深度对农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职业情感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因而,强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能力,增强其对非农就业岗位的职业价值认识,强化其非农就业岗位的职业行为,提高其非农就业技能,弱化其对农地的禀赋效应认识,丰富其在城镇的社会资本,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实施农地流转具有积极作用。     

农地流转动力、模式与障碍: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发展,农地流转不断壮大,农地市场在不同生产者中配置土地资源,提高了土地生产率.但农地市场发育并不完全,所有权模糊和承包关系不稳定限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户籍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降低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意愿,中介组织缺乏和交易合同不规范使农地流转交易费用较高.未来推动农地流转应明晰所有权归属,稳定承包关系,划清集体参与边界,发展中介组织,提高合约的规范化程度.     

人力资本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基于村庄内外的视角

利用山西省2004年3 506名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村内、村外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在进行OLS估计,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选择性偏误,使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进行纠正后发现,无论是在村内还是在村外,受教育年数对非农就业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过职教培训与劳动力村内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但其对村外非农就业收入的促进作用却十分明显;拥有技术职称在村内取得了显著的收入回报;健康对于村内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但在村外,健康成为重要的影响变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中国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

文章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内涵、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三个维度对精准扶贫做出了阐释。文章着重分析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内涵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并且对扶贫瞄准机制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刻画,以史为鉴,瞄准问题,着力解决。政策方面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贫困县审查退出机制、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思考调整,以确保我国稳准好地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     

工作换福利与贫困社区治理:公益性岗位扶贫的双重效应——以秦巴山区一个行动研究项目为例

随着传统贫困治理方案成效的减弱和脱贫攻坚中负面激励现象的多发,贫困治理体系亟待创新完善。基于"工作换福利"思想的公益性岗位扶贫,通过对农民主体性的激发,对其参与权、决策权和发展权的保护与实践,不仅有效解决了贫困治理中的福利依赖和负向激励问题,而且促进了贫困个体收入增长、社区融入和能力提升,有效助推脱贫攻坚的同时也使得乡村治理获得显著改善。公益性岗位扶贫方式紧扣乡村治理的核心主体,通过调动贫困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公共服务意识,使其在工作报酬之外还获得了超越个体与单个家庭的集体的认同感、存在感、幸福感等多重福祉,有效增强了村庄内源性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能力。     

中国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

自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30年的开发式扶贫跨越了农村经济改革和小规模的区域扶贫、大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扶贫计划、"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与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四个演进阶段,政策实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区域开发式扶贫政策措施在过去30年的实践中也产生了很多需要认真反思、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扶贫战略对贫困的识别与认知、贫困标准、扶贫方式和扶贫瞄准机制等方面都将发生重大的调整和转换.依托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和就业的并重增长,促进开发式与救济式扶贫并举实施,将是下一步农村扶贫的必然选择.     

贵州农村环境保护与反贫困结合之探索

贵州农村面临着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问题,环境与经济发展、环境与贫困问题互相交织,互为因果.贵州多年来积极探索综合农村环境保护、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的路子,取得了一些可行的经验,这就是:在发展中减少贫困,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农村环境保护与反贫困结合的模式可以有多种选择.     

文化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和减贫效应:微观机制和贵州农民画的经验

基于贫困家庭微观决策的文化产业扶贫模型显示,该政策促使贫困家庭生产将有限劳动时间配置到边际产出更高的文化产品生产,并最终增加人均家庭收入和提高福利水平。为测度文化产业扶贫的增收和减贫效果并验证其微观作用机制,实证部分利用2006~2017年世界银行贵州调查项目的农村家庭微观定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倍差法（DID）对2013年开始试点的贵州水城县农民画产业扶贫项目进行政策效果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该政策可导致参与该项目的贫困家庭年人均收入增长额外提高22.6%,且在考虑政策强度和政策质量差异后其增收效应仍然显著。以文化产品劳动时间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扶贫政策通过增加贫困家庭的文化产品生产时间和文化产品销售收入间接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政策导致贫困家庭平均每年额外投入348小时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并获得9670元的农民画销售收入。此外,对该政策的年度和累计脱贫率估计显示文化产业扶贫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项目覆盖的8个村民小组年均和累计脱贫率分别额外提高7.69%和13.82%。最后,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年度效应估计还显示,文化产业扶贫政策在考察期内存在持续增收和稳定脱贫的性质。     

农地流转的障碍及对策

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是解决人地矛盾,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本文以陕西地域为例,从供需框架出发,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障碍因素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农村土地合理合法流转的对策。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