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吗?——来自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在传统金融体制下,中小企业的金融资源获取一直存在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数字金融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难题。本文基于2011—2021年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发挥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影响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其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并且融资约束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大于产出,而融资成本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大于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效应存在企业产权、区域以及监管强度的异质性。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新创企业在资源获取和配置方面存在相对弱势,尤其是传统金融排斥带来的融资约束不利于其持续成长。具有普惠性和精准性的数字金融则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进而促进其成长。然而,现有文献关于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新创企业成长的专门研究较为缺乏,更缺少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新创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其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促进新创企业成长。以2012—2020年中小板和创业板新创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1）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和“融资约束—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并存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新创企业融资约束→增加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促进新创企业成长”的传导路径;（2）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新创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不显著,表明地区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数字金融功能和作用的发挥;（3）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受融资约束较强的非国有新创企业和更依赖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国有新创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新创企业成长没有显著影响,反映出融资约束是新创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技术创新是新创企业提升成长能力的主要路径之一。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为数字金融发展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及其链式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拓展和深化了关于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研究以及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存在“长尾效应”,有助于解决企业早期融资中的“最初一公里”堵点问题。因此,各地应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市场化和数字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积极效应;金融机构要关注各类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新创企业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与机会,强化技术创新,进而实现高质量持续成长。     

金融科技、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金融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有助于缓解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提升竞争能力。利用2011—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对金融科技效应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金融科技发展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中小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运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具有直接且显著的影响,且该激励效应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路径间接实现该地区经济的增长;该路径隐含着更为细致的关于技术创新活动的因果链条传导路径,即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研发投入的增加,研发投入的增加是创新产出水平提升的重要诱因,创新产出的增加与应用实现了区域整体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作为重要驱动力显著激励了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知识产权战略是否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来自中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数字自主化是指城市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自主化创新能力,是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6—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知识产权战略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自主化水平,而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数字人才集聚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则是知识产权战略推动城市数字自主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此外,示范城市政策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还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示范城市建设时间越长、城市等级越低、产权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城市,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对城市数字自主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     

科技金融投入、技术创新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技金融对促进技术创新、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数据，使用熵值法与半参数估计法分别测算科技金融投入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及中介效应两种模型，实证检验科技金融投入、技术创新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关系，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投入能够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科技金融投入影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技术创新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文章还提出加大科技金融投入力度、激励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等政策建议。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法经济学分析

认识技术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对于我们理解历史,清晰地把握未来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具有主动性和先导性.通过对技术、制度及其变迁的基本理论的介绍和分析得出其对法律制度建设的若干启示,即:由于技术进步所推动的诱致性法律制度变迁往往需要政治权力的拉升才能完成,因此,立法者要及时洞悉其特点和变化,促成立法目标的实现.     

汉英象声词异同比较与翻译

汉英象声词在形态结构、句法功能、专词、添加和省略方面均存在着不同。遵循汉英象声词的翻译规律,才能使译文逻辑严密且赋有艺术感染力。     

孔子与孟子义利观的比较及启示

义利之辩不仅是要讨论义和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应怎样对待"利",在什么前提下取"利",这方面孔孟一致主张见利思义,以利佐义。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基础上,孟子在继承孔子的义利观后,有所发展,主张尚义贱利,以"义"排他,及将"义"和"利"对立起来等思想。因此,分析孔孟的异同点是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学习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同时,孔孟义利观的真知灼见也对个人和社会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财产权的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

传统意义的财产权包括有体物(动产和不动产)和无体物(债权、知识产权、有价证券)等,以及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或支配等各项权能;现代意义的财产权还包括个人公法财产权。基于财产权的制度性保障理念,各国宪法都授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以形成财产内容,限制财产的存续状态和使用收益等。财产权限制之法律的合宪性基准,包括财产内容的形成应该尊重立法裁量、私有财产之限制不得忽视意识自治、公法财产之限制不得影响生存保障、出现征收与限制两可时注重财产价值补偿。     

农民教育培训的供需分析及改善对策--基于安徽省的调查

近年来,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日益受到重视并快速发展,但与农村的新变化和农民的需求相比仍存在差距。以安徽为例,通过长期实地调查,可以客观分析当前农民教育培训供需失衡及其影响因素,提出可行的发展思路和改善对策。     

行业协会商会培育、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从政府方面说,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支持不够充分、管理力量薄弱、法制保障滞后等问题;从行业协会商会方面说,存在着覆盖面低、结构失衡、组织活力不足、资金和人才匮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突出重点,统筹解决。从解决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认识问题入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和扶持优惠政策体系,提升制度执行力,同时,也要通过加强行业协会商会的自身建设来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的壮大和健康发展。     

反思与重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价值和定位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从层次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是内在亲和力和外在亲和力的辨证统一;从要素结构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有静态与动态之分,静态亲和力除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这些“人”的要素外,还包括内容亲和力、方法与手段亲和力、情境亲和力等“物”的要素。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呈动态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正是这些要素亲和力互动的“合力”体现。     

“生物药物分离技术”的教学改革与体会

阐述了"生物药物分离技术"课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通过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思考,探讨了如何提高"生物药物分离技术"课程的教学质量、学生学习积极性及专业技能等问题。     

现代企业并购理论的变迁及启示

二十世纪六十和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第三和第四次企业并购浪潮,一改以往并购的路径,将垂直并购、混合并购和杠杆并购奉为主流并购形式。其并购动机、效率、福利以及公共政策等相关问题自然成为现代西方企业并购理论的热门。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变迁也同样在推动并购理论的发展和政府并购政策的演变。把握和分析西方企业并购动机理论、并购效率和福利效应理论、杠杆收购理论和并购的公共政策演变等理论的脉络,无疑将有益于方兴未艾的西方企业并购和成长中的中国企业的并购实践。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从国际环境看,企业自主创新已成为支撑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国内环境看,“十一五”期间,以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线。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比较弱,尚处于发展初期,多方面的因素制约着创新能力的增强。通过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财税政策的国际比较,分析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财税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