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膨胀实证研究

目前,许多有关公共支出的研究均是默认公共支出的规模是膨胀的。对此,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验证了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规模膨胀的"存在性"。基于经典的理论模型和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支出规模扩张。具体到各省级政府,绝大部分地区的公共支出规模是膨胀的,而且中西部地区的膨胀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最后,面对日益膨胀的地方公共支出规模,本文提出了控制地方支出规模的初步政策建议。     

政府的科技支出:规模与结构

在21世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导因素,而一国科技创新能力强弱的重要方面在于国家的财政科技投入。我国以往的财政科研支出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结构上都不适应国际上科技创新的要求。因此．加大政府的科技投八规模和调整政府的科技支出结构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的问题。     

公共民生视野下的政府最优规模——基于DEA-Tobit回归修正法估计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和Tobit回归修正法,从公共民生角度对1978~2008年的我国政府最优规模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目标下,预算内支出平均最优规模为13.21%,预算内外支出平均最优规模为20.06%;但在公共民生目标下,二者分别为15.61%和21.78%。这意味着政府最优规模的衡量标准应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府职能定位相匹配,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标准。因此,应该结合国情,从不同角度审视政府的最优规模,并有效调整公共支出结构。     

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基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环渤海经济圈为例,首先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从劳动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其次分析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结构效应矩阵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表明：与第三产业不同,环渤海经济圈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并不显著;结构变迁效应对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更多的是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吗?——基于285个城市的双重差分检验

利用285个城市2008-2017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城市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且对后者的促进效应具有动态增长趋势,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不显著;与沿线国家的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提高了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开通中欧班列只提高了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位于"一带一路"的节点和枢纽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都具有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东部、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在西部地区只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可以通过技术提升效应、产业转移效应和第三产业发展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为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05—2017年长三角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高度化指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明显,两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不显著。从空间效应分解来看,制造业集聚以及协同集聚能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本地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功能型服务业集聚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利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于"两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     

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资源的过度使用、环境的破坏等都需要我们对我们的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而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就必须要有全局的视野,为此本文通过对全国产业价值链的分析,结合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式来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存在的挑战和机遇,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     

经济增长视野下政府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评估政府支出效率、分析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对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法评价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各省政府支出效率呈现多峰分布。政府支出效率与财政分权程度和开放程度负相关,与工业化程度、人口密度、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治理水平正相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关系不显著。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的增加对居民消费会产生挤出效应,也会产生挤入效应。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1995—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而言,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从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构来看,东部地区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消费支出次之,政府投资支出的挤入效应最小。     

财政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基于湖南省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是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在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是否能够降低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预期。本文对湖南省1990~2012年度城镇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储蓄和财政民生支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湖南省居民消费与收入、储蓄和财政民生支出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并未带动居民消费增长。而这种"挤出效应",根本上源于我国改革进程中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基于此笔者提出了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产业升级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关联性研究——基于双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研究视角

本文对2002—2011年间双三角地区中心城市的产业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测度两地区三大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及速度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普遍高于珠三角地区。同时,还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对两地区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并进行计量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产业转型升级速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关系。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为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双三角地区应明确产业转型升级方向以及转变地区贸易发展方式等具体措施。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及其区域差异——基于Shift-share模型的实证分析

自国家实施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来,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本文利用1997—2008年各省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hift-share模型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近10年中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产业内技术效率的提高,但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也不可忽视;西部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效的,而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理想;各区域内部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呈现分化的趋势。研究表明劳动力要素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产业结构的调整仍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是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产业组织的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依托产业组织的优化,产业组织的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要内容。产业组织的优化能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金融规模对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研究——基于空间面板Durbin模型(SDM)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研究金融规模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探究金融规模与产业升级间的关系,以金融规模存量、金融相关比等指标度量金融规模,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刻画产业升级,运用山东省2013—2018年16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实证结果可知,金融相关比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金融规模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分区域来看,金融集聚和金融效率在不同地区(胶东经济圈、省会经济圈、鲁西南经济圈)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相同。     

我国产业内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随着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已经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发展为产业内贸易,而产业内贸易到底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哪些影响,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G-L指数考察了近十年来我国的产业内贸易发展情况,同时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最后,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对产业内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治理研究——基于政府债务支出的视角

地方政府债务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2008年中央政府出台的"四万亿"经济计划,在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增加的同时,扩大了地方债务赤字规模,形成了潜在的债务风险,解决地方债务膨胀具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在对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影响及形成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关键在改变当前支出方向、转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投资收益,从而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控制,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