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成本测算及区域比较——研究述评和一个简明的测算框架

有不少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都对住房成本进行了测算,但是测算结果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测算方法上的高估与低估并存,更在于在测算思路上的多种认识分歧。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分歧,构建一个更为简明的测算框架,基于“居有定所”理念,用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的现实住房差距来衡量其市民化的一次性住房成本;并利用CGSS 2015、CHFS 2015和CLDS 2016调查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目前,实现农民工住房市民化的一次性成本约为2.8万元/人,年住房成本约为1 633元/人,人均和家庭住房成本工资比分别介于0.71~1.26和1.14~2.02之间;经济发展状况越好的地区农民工市民化住房成本及成本工资比越高,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低。因此,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通过差异化住房政策有效促进各地农民工的住房市民化。     

近期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进展及述评

文章首先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入手,然后从基本公共服务以及成本层面对学者们2010年以来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力求反映出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同时也指出了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的待完善之处。     

转型时期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及治理政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而成本分担和测算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问题的核心,政府、企业、农民工是市民化成本分担主体。使用武汉市2013年和2014年相关数据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测算结果为:武汉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年人均总成本为105051元,其中公共成本85131元(政府承担77655元,企业承担7476元),个人成本19920元(由农民工个人承担)。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分批有序地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中央加大对农民工流入地的财政支持,政府应当促进农民工农村资源的资产化,推动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通过构建金融支持体系来缓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压力。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综述

新型城镇化是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和关键。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而市民化成本则是农民工进入城镇和融入城镇的首要考量因素。所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专家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视角和各自的知识结构就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拟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概念、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和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对策等方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不断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的深入,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无锡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无锡作为农村人口转移进入较为集中的城市,近年来在流动规模、就业结构、区域分布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文章依据无锡的实际情况,在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投入成本进行科学测算的基础上,主张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身份和待遇问题;抓住重点难点环节,着力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人口工作体制,构建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组织实施体系;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最终实现城乡和区域人口的均衡和谐。     

基于分项构成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教育成本测算——以广东省为例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教育成本构成进行了分析,对21个地级以上市的教育成本进行了测算,对各市的教育成本与经济发展水平(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建立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进行了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与公共成本估算

到2030年,中国需要将4～5亿农民工市民化.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依赖农民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内在地提升市民化能力;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中国应该走内生主导外生推动的市民化道路.基于各省差异化进城农民工比率的实证结果显示,城市政府承担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5项市民化成本占本省一般预算支出比率平均为2.7％,城市政府具有市民化的财政能力可行性.     

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广东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成本压力巨大,但也给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政府、企业、个人成本共担机制的建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革都能有效降低政府在此过程中的成本负担。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偏城镇化"现象,"十二五"目标达成需要城镇化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敛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转型核心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发挥动力机制、社会成本分担机制和土地权益分配机制的协同作用,通过战略性顶层设计发展多层次城镇化,实行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保障农民工市民权益,实现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的构成、测度与分担——基于有关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统筹“农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户改成本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伴随城乡利益博弈而逐渐累积增大的过程；户改成本的构成具有分类复杂、形态多样的特点；户改成本的测度存在依据、方法和数量上的差异；户改成本的分担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增量成本的主要负担者，其与地方政府分担的比例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有所不同。统筹户籍改革还需要在政策上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诉求进一步聚焦。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偏城镇化”现象, “十二五”目标达成需要城镇化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敛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转型核心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发挥动力机制、社会成本分担机制和土地权益分配机制的协同作用,通过战略性顶层设计发展多层次城镇化,实行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保障农民工市民权益,实现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农民市民化转型成本测算与分担机制考察——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

大连市甘井子区原为城郊区,现已实现城市化。本文以该区为考察对象,对农民市民化转型成本进行了测算,并对成本分担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为全国同类地区政府决策和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与启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保险成本及其分担机制研究——以湖南省资兴市为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社会保险成本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重大支出,基于湖南省资兴市作为中小城市的典型样本来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人均成本为19660元,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的人均成本为940元,试点期内总成本为20.17亿元.总成本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进行分担.     

城市规模、收支剩余与农民工市民化再考察——基于生存工资Anker法的实证研究

面临错综复杂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任务,有必要分层推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采用生存工资Anker法测算农民工的市民化经济门槛。研究发现：以典型的三口之家为例,城乡间和城市间的流动人口生存工资分别为3 240元、4 480元,有能力满足该标准的农民工比例为52.5%和42.6%；运用Biprobit模型识别有市民化需求的农民工,得到满足城市经济门槛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35.5%；用Oaxaca-Blinder分解代际差异后,得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36.7%、33.1%,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力；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经济门槛也随之抬高,在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最高,生存工资城乡差距高达3 000元,其他规模城市的经济门槛城乡差异仅为500～1 000元。基于此,需要科学核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的收支差异和市民化意愿,实现“想落尽落,应转尽转”,避免“能落不想落、想落不能落”的窘境。     

农民工市民化障碍试析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然而,他们的定居欲望在政府的政策、制度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高昂的进城安居成本面前望而却步;在向市民化的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面前徘徊不前.因此,政府应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平台,培育社会资本,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我国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模式探讨

我国"外劳模式"的农民城市化,是一种"浅度城市化",产生了大量"准城市人口",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土地换身份模式"是各地政府为解决"浅度城市化"、"准城市人口"相关问题,实现"农民市民化"进行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但其面临交易风险、就业及社会保险风险等不确定因素,且受到"局部性"的限制."权利与义务对等模式",基于"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的原则,使农民工作为纳税人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是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更加符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的"农民市民化"模式.为推动这一模式的实施,应积极推行城市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基本层面建立覆盖全体非农业劳动者,进而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改革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收益分配制度,让失地农民获得更加公平和充分的土地补偿.     

农民工市民化难点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宏观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力问题,但无法揭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根源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和收入差距,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同时也给农民工市民化造成障碍,国民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不利于农民工获取市民化的个人成本.因此在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把握城市群战略、产业转型战略、土地流转管理机制等关键规划的实施,促进和推动农民工顺利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执行的困境与应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还面临执行主体博弈、目标群体偏差以及政策环境配套改革滞后等困境.目前,市民化政策的边际效益呈现递减趋势,应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三方分担机制,优化政策环境,完善改革机制,矫正执行偏差.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应当成为一种新推力。目前存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巨大、财政转移支付法制不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省对省以下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建设滞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的转变。为了促进这一问题的化解,需要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的机制,把农业转移人口纳入财政转移支付范围,同时通过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建立转移支付资金监督机制、探索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统筹转移支付支出的优先顺序等措施,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