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既要发挥好虚拟经济资源配置的作用,又要抑制"资产泡沫"的形成和发展.收入分配、资本流动、技术变革是导致资金"脱实向虚"的主要原因.税收要在宏观层面扩大需求,在微观层面降低实体经济投资成本,鼓励创新和研发投资以及引导资本流动等方面发挥作用.     

东北实体经济如何应对“高”人工成本?

从东北三省实地调研情况看,东北实体经济的相对人工成本不断被推高,同时,绝对人工成本也在上升.即使绝对人工成本不上升,企业也越来越难以承受.从短期看,要稳住甚至适当下降绝对人工成本,使实体经济企业有喘息之机;从中长期看,关键在于降低相对人工成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使实体经济企业有更强的成本消化能力.这需要理顺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劳资关系;调整各种不合理收费;政府要承担必要的改革成本;适当修改劳动合同法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政府要主动承担起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通过实施分阶段有目标的改革路线图,彻底解决东北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人工成本压力问题.     

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拉大,再在个别年份有所缩小的阶段性变动特征,这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是一致的。以历史的视角从我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解读,并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城市偏向"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城乡居民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平衡性等方面探索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各种制度因素。     

“双反”措施的经济效应分析——以美国对华光伏产品为例

基于可计算局部均衡COMPAS模型,从行业层面前瞻性对上述经济效应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美国政府对我国涉案光伏产品的"双反"措施能促使美国本土光伏企业产量、收入和全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损失要大于光伏企业的获利;"双反"措施导致我国涉案光伏产品对美国的出口价格上涨、出口量减少,由于美国市场对光伏产品的刚性需求,我国涉案企业的出口收入不降反增;美国反补贴措施的产业救济效果以及对我国涉案企业的影响较弱,相对而言,反倾销税的经济影响较大。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最后为我国光伏企业应对贸易摩擦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全球汽车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震荡洗牌

自美国房地产"次级债"演变成全球金融风暴后,世界金融体系遭受重创.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蔓延到汽车等实体经济部门,国际市场油价居高、新兴市场的竞争和员工的高福利待遇带来的成本压力使连续多年蝉联世界500强首位的美国通用倒在了101岁,同时标志着美汽车产业的衰退.在此背景下,建议我国汽车产业从多层面多渠道采取对策,以扩大内需,迎接机遇与挑战.     

财政支持实体经济:能力和意愿

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振兴实体经济列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振兴实体经济也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个热点,报告中指出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升级.从全球来看,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也在不断被认可.美国"再工业化"稳步推进,德国一再加码"工业4.0"计划,英国也正积极进行"重新工业化".可以说,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突出重要任务来抓,正是理所应当,大势所趋.     

金融化行为对实体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研究

本文从资金管理动机和资本套利动机两个方面阐释了金融化行为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选择2009-2018年我国沪深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不同融资约束情景条件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动机差异及其可能存在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实体企业加大配置金融资产比重会显著提高非金融...     

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投资效率吗？

金融科技以金融业的科技创新为桥梁,通过改善金融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企业的效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最终助力实体经济。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选择2003—2016年除金融业、房地产业外的上市公司样本代表实体经济企业,采用投资效率模型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探讨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呈“U”型关系,即金融科技在发展初期会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在加以金融监管配合后的后期将有助于实体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当前,中国金融科技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处于“U”型的上升阶段,即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投资效率正逐步得以实现。     

收入差距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收入差距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企业成本加成率呈"倒U型"关系,且拐点出现在基尼系数0.363处;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基尼系数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收入差距显著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且此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垄断行业、低技术行业以及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是收入差距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中介渠道。由此得出结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缩小收入差距能够推动中国整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绩效与风险承担——基于"去产能"政策视角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过剩产能已被逐步淘汰,留存下来的企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与绩效提升的新挑战.本文基于我国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从实证研究角度,探究了"去产能"政策对我国产能过剩行业上市企业的企业绩效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去产能"政策对"去产能"行业的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提升了产能过剩企业绩效;同时"去产能"政策也显著降低了该类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绩效,化解经济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公共品成本均衡化实证探讨

公共品成本不由市场直接决定,而是通过政府采购成本和对比关系决定,税收是公共品成本的主要来源。公共品成本过高将挤占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导致公共品与普通品总量失去均衡关系。通过1996-2009年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实体利润和劳动力工资收入4个因素总量以及1991-2008年事业机关单位与企业用工总量对比的数据统计,分别对公共品成本分配关系与构成要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增速远远高于GDP增速,工资收入增长最为缓慢;公共品生产的劳动力成本明显大于企业劳动力成本,导致公共品的成本高于普通品的成本。为实现公共品与普通品的均衡供给,公共品定义不宜过宽,公共服务机构需要减少人头数量,经济增长应优先于政府公共品收入并提高职工工资收入。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从现收现付制度到基金积累制的制度优化分析

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不畅的主要原因在于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改革中,转制成本承担主体模糊,进而导致出现各级政府逃避承担转制成本、企业缴费积极性不高、个人账户亏空等相关利益主体"趋利避害"的策略性行为。促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良性运行,需要科学应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企业与企业的博弈、政府与个人的博弈,并在此基础上推出政府承担转制成本、对企业缴纳社会统筹养老基金实行优惠政策、促进个人账户实账化等关键措施。     

正确认识虚拟经济引导资金合理投向

虚拟经济自产生以来,在对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其过度发展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美国次债危机以及此后席卷欧盟各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导致实体经济的巨大损失,也进一步暴露了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脆弱性.通过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分析,提出我国今后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引导资金合理流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社会成本管理的对策研究

在我国,国有企业由于产权归国家所有的特殊性质以及享有的诸多政策优惠,承担着更多经济功能以外的社会责任,因而国有企业的社会成本也就比其他企业更高。随着我国国有企业不断改革与发展,其社会成本也不断发生着变化,本文从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所承担的社会成本构成出发,逐一探讨了针对国有企业社会成本管理的有效对策。     

信贷政策抑制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吗？

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纳入信贷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系统探讨信贷政策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治理机制。研究发现：信贷政策在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以后，密集出台的信贷政策明显抑制了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行为，并使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机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的，基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通过分组检验观察到城市商业银行、成长性及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银行面对"脱实向虚"信贷政策时表现更为积极。商业银行基于政策导向、风险权衡等要求，通过其信贷资源配置管理实现了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抑制作用，这种能力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及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主要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经济结构失范等特殊情况时，采取信贷政策这种结构调控手段，有助于经济快速回归到健康发展的路径上来。     

信贷政策抑制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吗？

将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纳入信贷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系统探讨信贷政策对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治理机制。研究发现：信贷政策在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以后，密集出台的信贷政策明显抑制了商业银行"脱实向虚"的行为，并使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动机得到明显提升。进一步的，基于宏观审慎管理视角，通过分组检验观察到城市商业银行、成长性及风险承担水平较高的银行面对"脱实向虚"信贷政策时表现更为积极。商业银行基于政策导向、风险权衡等要求，通过其信贷资源配置管理实现了对企业"脱实向虚"行为的抑制作用，这种能力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及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主要以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经济结构失范等特殊情况时，采取信贷政策这种结构调控手段，有助于经济快速回归到健康发展的路径上来。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体制变迁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拉大，再在个别年份有所缩小的阶段性变动特征，这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是一致的。本文就我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城市偏向”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城乡居民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平衡性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各种制度因素。     

公共产品的个人需求与公共支出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以民主财政理论的"中间投票人模型"为基础,验证我国公共支出增长和个人需求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总支出与人口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与"中间选民"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与"中间选民"承担税负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建设支出、行政管理支出、文教卫支出都与"中间选民"收入、承担税负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说明"中间投票人模型",在我国应用的局限性;或者是我国公共支出总量和单项支出都没有达到居民偏好的"饱和点",应该加大公共支出的规模和结构的调整。     

我国“双过剩”背景下的资产泡沫压力

同许多身处本币升值过程中的国家一样,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我国也面临着一定的资产泡沫压力.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并存的"双过剩"局面,这使得我国目前的资产泡沫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更明显.对 "双过剩"背景下的资产泡沫压力进行分析表明,我国当前的资产泡沫压力对我国促进消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很大的负面作用,应避免资产价格与银行和企业发生过于密切联系,以减轻其对实体经济和银行体系的伤害.     

金融投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意义与对策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行业之间竞争力随之加大，实体经济生存越来越难，金融投资的引入可以使实体经济获取更大的利润空间与生存空间。实体经济发展中由于金融投资的介入规避了资金流周期长的弊端，使实体经济获取更灵活的投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企业的资金流动，能够获取更高收益，助推企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