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企业境外债券发行现状与风险分析

随着我国跨境资金政策的放宽和国内城投企业融资渠道的收窄,近年来城投企业到境外发债规模持续增长。但是,城投企业境外发债还面临境外债务管理经验缺乏、国内外评级差异较大、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等引发的财务管理风险、成本偏离预期风险和偿债风险。本文介绍了城投企业到境外发债的现状和发行路径,总结了城投企业境外发债面临的机遇和风险,并就城投企业如何降低境外发行风险、汇率风险提出了具体的发行建议,包括根据国际资本市场规则量身定制发行方案、根据境内外监管要求梳理优化发债流程和利用多元化工具对冲汇率风险。     

信用债市场发行主体结构演化:现状、原因及建议

文章回顾了2014年以来信用债市场发行主体结构变化情况。指出从行业、企业性质、区域等维度切入,可发现信用债市场存在“城投化”、“国企化”以及区域集中度上升的趋势。归因来看,宏观经济及行业景气度变化、融资政策的差异化作用、信用债市场品种有待完善,以及外部评级失效导致投资机构采取规避策略等均有一定影响。最后,文章从发展高收益债市场、完善债券市场相关法规制度、严格评级行业监管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城投企业境外发债风险管理

近年来,伴随我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债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我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行为也日趋活跃,私人部门外币债券发行规模已连续七年位居新兴市场国家首位。城投企业,作为境外发债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发债数量和发债规模也迅速增长,在拓宽融资渠道、改善债务结构、匹配海外资产、提升国际知名度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研究城投企业境外发债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分析城投企业境外发债快速发展的动因及面临的主要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有助于引导城投企业科学合理规范境外发债,有效防范外债风险。     

绿色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银行间及沪深两市交易所发行的170只绿色债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发行方式、绿色政策支持力度、第三方绿色认证、发债主体的财务状况对绿色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募绿色债券有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绿色政策支持是影响企业融资的主要因素,第三方绿色认证的存在对降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没有显著影响,发债主体的财务状况不是影响绿色债券融资成本的显著因素。     

中小微企业区域融资环境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 ——以甘肃为例

文章基于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存在的地区差异分析了影响区域融资环境的因素,构建了涵盖五个维度、五种能力、31项指标的区域融资环境评价体系,并对甘肃省14个市(州)中小微企业区域融资环境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全省14个市(州)中小微企业区域融资环境平均得分总体不高,且区域分化明显,政策资金承接和配套机制支持能力有较大提升空间,金融风险短板突出,但融资主体培育能力相对较好。最后围绕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四个主要参与主体提出政策建议。     

发展中小企业高收益债券市场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债权融资市场偏好绩优大型企业和政府担保的融资平台,发债主体的评级重心偏高,债券的信用利差偏小。发展高收益债券有利于缓解潜在高增长企业的融资需求,扩大交易所债券市场规模,为投资者提供高风险、高收益的债券品种。目前高收益债券市场可以谨慎推出,但仍存在一些制度障碍需要从政策层面加以调整,同时应完善高收益债券市场的风险控制制度及配套措施。     

城投企业转型发展及制度建设探讨

我国城投企业处于产权、功能业态与融资方式转型"阵痛期",而地方政府融资监管、国企改革等政策成为其转型的现实制度推力。本文聚焦城投企业转型实践,梳理了其从促繁荣到逼转型、防风险与稳增长均衡等地方政府融资政策的变化逻辑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功能分类改革等新一轮国企改革政策,剖析了政策环境对城投企业融资、产权、功能业态转型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投企业角色定位、融资模式、产权和功能业态分类改革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拓展企业债券市场的途径

企业债券作为一种直接融资的手段,在我国已经经历20年的风雨,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政府干预过多、发债主体单一、市场流动性不足、企业积极性不高、信用评级体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路径选择

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主要受到政府干预过多、发债主体单一、市场流动性不足、企业积极性不高、信用评级体系不完善等方面的制约。我们应从正确评估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大力发展信用评级机构、提高债券流动性、实现企业债券利率的市场化、改进和完善企业债券监管制度、积极引导国有企业利用债券融资、不断改善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环境等方面促进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信用评级、替代性融资与企业债务调整

本文利用2011—2021年的企业发债数据，实证检验了替代融资背景下，信用评级变化对企业债务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资本市场与非正规融资渠道相关联时，发债企业面对信用评级信号的变化，其债务规模与结构的调整决策与经典理论的预测并不一致。具体而言，信用评级信号并不显著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而是通过对融资约束和对企业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信用评级变化与“被动”债务调整正向关联，与“主动”债务调整负向关联；在对负债结构和流动性的影响上，评级下调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流动负债水平及占比，显著减少了企业的筹资活动现金流，而增加了其经营活动现金流。本文为企业正确利用评级信号进行市场化的债务调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境内企业境外发债风险及建议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境内企业境外发债的需求和规模日益增长,境内企业境外发债已成为企业扩大融资渠道的重要方式之一。从规模总量来看,境内企业境外发行美元债从2012年开始逐渐形成规模,总体呈现震荡上升态势。在行业分布上,境内企业境外发债主要集中在地产、城投、商务服务、公共事业与资源、制造业、互联网及其他等7大类。从占比来看,地产、城投行业占比呈上升趋势,逐渐成为主要发行主体;商务服务、公共事业与资源和制造业占比呈震荡下降趋势,互联网行业占比围绕5%上下波动。     

城投公司信用风险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关注和调控,城投公司信用风险事件不断爆发,既包括技术性违约,也包括信用评级降级。既包括表外非标业务违约,也包括表内贷款逾期。造成当前城投信用风险事件不断爆发的因素主要包括监管政策、融资渠道、地产调控和公司治理等方面。未来城投公司的投资,既要坚持敬畏市场、打破刚兑信仰的原则,也要把握城投政策方向,关注区域经济环境,严格审查城投公司运行情况。     

科技型中小企业非信贷债务融资工具发展情况及建议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除银行信贷支持外,丰富融资渠道对于加快科技型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介绍科技型中小企业银行间债务融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银行间债务融资占比较低且融资成本较高,本文从改善银行间债务融资规则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适用性及提高整体融资环境角度提出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非信贷债务融资的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因素分析——基于Altman的Z计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企业债券的信用评级是企业债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基石.本文运用Altman的Z模型对我国发债企业的主体信用进行了评级,将其结果与现有企业债券评级结果相对照后,发现存在众多信用评级相背离现象,并对我国企业债券的信用评级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的信用评级真的影响发债成本吗?

信用评级制度旨在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而改善市场效率,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和评级选购机制下,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有待检验。由此,本文基于中国债券数据研究了信用评级对企业发债成本的影响。与既有文献一样,OLS分析表明良好的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此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基于理论分析和计量判据,我们以各地区评级机构的竞争程度作为债券评级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发现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经济效应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的公信力,而评级膨胀也不会真正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     

2003年上半年上海金融市场运行情况

2003年上半年上海金融市场受"非典"影响不大,主要特点是:股票筹资额继续下降、日均成交与股价有所上升;交易所债券市场交易活跃;开放式基金成为基金市场主流,品种不断创新;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活跃,市场日趋成熟;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规模稳步增长,成交量继续扩张,以发行央行票据为转折,市场利率先跌后升;票据市场规模加快增长;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时间延长,成交量同比增长较多,人民币兑美元、港币汇率保持稳定,兑日元、欧元汇率波动较大;外币同业拆借仍不活跃;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活跃.上半年上海资本市场的显著特点是投资主体结构日益优化,发挥了改善投资理念的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改善市场主体投资环境,建议在放开投资主体融资渠道、积极进行投资产品创新、提高上市公司和发债主体素质等方面进行改革.     

境外发债的税务考量

发债主体及投资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境外发债的税务成本。企业应将这些因素纳入境外债权融资的考量范畴。2012年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政策实施之后,全球市场,尤其是美国资本市场,出现了超低利率环境;与之相反,国内IPO冻结,银行贷款紧张。这导致了大批中国境内的企业,尤其是房地产企业,掀起了一轮境外发债融资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上半年,共有34家上市房企海外募集903亿     

信用评级变动能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吗?——基于财务重述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拥有主体信用评级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财务错报在未来被重述这一场景,检验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否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研究发现,评级机构在发债企业财务错报年显著下调了主体信用评级,而在重述公告发布年没有上述现象,这表明主体信用评级下调反映了企业的真实财务信息。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债企业当期财务错报涉及盈余时,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的幅度更大,说明评级机构更加关注与盈余相关的财务信息。机制分析表明,评级机构维护自身声誉是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够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的主要机制。此外,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还导致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负面反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主体信用评级变动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揭示了主体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也对理解中国情境下评级机构调整主体信用评级的行为动机提供参考。     

私有信息、评级偏差和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

考虑到评级机构拥有市场声誉的本质在于其可以通过扭曲评级从而对市场产生影响,本文分两步研究中国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的市场声誉:第一步,将信用评级对各种基本面因素进行回归,并以实际评级与回归预测值的差值作为评级偏差的量度。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重要改进是在基本面因素中引入了发债企业与各评级机构(分支机构)最短距离的均值和方差,这能较好地控制因发债企业私有信息可能造成的选择偏误。第二步,考察评级偏差和机构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发债成本。研究表明,中国评级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显著的市场声誉,但各评级机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最后,考虑到评级机构与发债企业在选址上可能会有集聚效应,我们基于高铁开通事件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研究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后疫情时代甘肃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研究——基于全省1287户小微企业调研数据

本文以对小微企业发放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疫情对甘肃省整体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影响,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小微企业发展总体呈现出纾困政策落实有力、市场环境恢复有序、外贸业务影响可控的特征,但依然面临融资难局面未得到根本改观、数字信息化水平低、产业转型升级受阻、市场竞争力较弱等困难和挑战。同时,商业银行提供小微金融服务还存在薄弱环节,提出应加大融资服务力度、多维推动数字场景搭建、完善应急金融服务机制等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