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区域比较——以北京市、浙江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以北京市、浙江省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2007~2012年中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分别从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与比较,并首次从区域环境规制强度的层面对比较结果进行解释。基于规制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区域性环境信息披露规制的发布及其制定层面的强度,均会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造成显著影响;区域性环境信息披露规制的强度是造成两省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原因。     

环境规制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空间特征

本文构建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针对2003—2016年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从空间相关性与空间异质性两个视角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空间特征。空间相关性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阶段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不仅抑制本地区农民工城镇就业,对邻近地区农民工城镇就业也起到抑制作用。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因农民工人力资本、人均实际GDP不同而存在差异。当前,东部地区已基本跨越门槛值,实现环境保护与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双重红利;而中、西部地区,尤其西部地区由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滞后,部分省级区域仍处于门槛值以下,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表现为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就加强环境保护与提高农民工城镇就业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的工业绿色转型效应评价——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强化环境规制、降低环境污染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为此,近年来关于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学界关注的一个课题。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针对环境规制的工业绿色转型效应及背后的传导机制展开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显著推动我国工业绿色转型,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通过传导机制评估发现,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正向传导作用。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基于我国“两控区”政策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主要通过产出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两个渠道体现。以1994年至2009年我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使用DID方法来估计“两控区”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从全样本城市角度分析,我国实施的“两控区”政策总体上不利于城市总就业水平的提高,对第二产业就业水平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SO2控制区,对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酸雨控制区;“两控区”政策的实施为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带来正面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酸雨控制区。最后从政府对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优化、企业的产业技术创新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工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缓解高污染工业发展模式带给环境的负面影响,政府采取日益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现阶段如何兼顾环境保护与稳定就业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厘清其对就业的不同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检验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皆与就业呈U型“先抑制后促进”关系;命令控制型规制增强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就业;市场激励型规制增强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抑制就业。     

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提升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产生的经济后果值得关注。文章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为契机,利用沪深A股公司数据为样本,选取法规实施前后的2011—2018年为研究期间,采用DID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该影响在非国有控股企业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

当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环境约束和转型压力时,怎样按照国情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尽量避免环境被破坏,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如果环境规制的作用可以被观测,那么就可以具体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本文通过对环境规制的概念和主要内容的了解,从环境规制对企业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分布和企业技术创新等方面来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建议来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赢。     

企业自愿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

企业自愿环境规制在发达国家环境管理中日益得到重视和应用,并已成为重要的环境管理手段。我国传统的企业环境管理手段存在不足,迫切要求引入自愿手段以弥补缺陷。     

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分析

我国发展经济的脚步越来越快,在越来越快的发展中难以取得和环境的平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此类问题属于严重问题,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很多严重的污染问题都是由于重污染企业所造成的,为了保证其管理效果,需要将企业的环保工作信息融入会计信息中,提升管理效果.本文从重污染行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入手,分析了问题及对应原因,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望带来借鉴.     

环境规制对我国区域工业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增长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未对工业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文章指出,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应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提升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     

环境规制与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内的三主体演化博弈模型,从多主体博弈的视角探讨行业维度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演化稳定机制,并以历年环保部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企业新建概率和新建企业数量,证实了行业维度"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性,且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效应的发挥;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具有显著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效率以及所有制异质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企业、低效率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更显著。未来,可以从推进工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过程管理转型,促进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强化环境治理垂直监管,弱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激励,保障地方环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行业和区域针对性,优化行业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编制清洁生产规划,不断建立健全清洁生产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提升。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检验

随着环境的日益恶化,众多国家陆续采用环境规制控制污染,但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要远弱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本研究基于引力模型,使用国家层面2分位数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在控制国家和行业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以及环境规制内生性之后发现,环境规制确实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但是相对于劳动力成本、行业固定资本而言,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较弱。研究还发现,相对于WTO前,WTO后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减弱,即"污染避难所"效应减弱了。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低碳经济下强污染行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本文以强污染行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强污染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推动其实施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建议,揭示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深层次原因,为强污染行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