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贸易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从贸易结构变动出发为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动。理论分析表明,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要素密集度变化和技术进步偏向等机制产生间接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发展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口发展则具有正向作用。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影响程度与方向存在差异。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表现出“脱实向虚”的金融化倾向，实体企业金融化将对数字技术赋能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数字技术赋能；在调节效应方面，现金持有弱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融资约束强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相关文献，改善了数字技术赋能的量化方法，也为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企业金融化程度问题研究 ——基于金融边界视角

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我国实体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有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该企业进行各方面的短线投资,影响其经营方针,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基于此,文章从企业金融化的动机研究出发,分析企业金融化会给非金融企业带来正负双重效应,构建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边界指标评价体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

以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可为缩小实体企业影子银行规模、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一定的启示。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实体企业影子银行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构投资者可以识别这一经济后果并仅对实体企业过度影子银行化发挥抑制作用;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的负向影响在产权性质为国有、股权激励强度较大、聘请“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样本中更为显著。渠道测试显示,降低代理成本,无论是第一类代理成本还是第二类代理成本,都是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作用路径。     

利率市场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抑制或助推?

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金融行业发展迅猛,非金融企业也倾向于通过金融渠道获取更多的利润.本文以A股市场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利率市场化水平与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的作用关系,以及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 发现: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通过影响债务融资成本和实体资金收益率进而抑制了企业的"脱实向虚".     

“逆向混改”：国有股东参股能否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此，选取2007—2021年民营企业的数据，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出发，考察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于高融资约束程度和低创新意愿的企业，国有股东参股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更明显，以及不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关键驱动因素:逐利还是避险? ——基于多层因子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的宏微观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多层因子交互效应面板模型,利用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综合分析企业微观个体逐利和避险动机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边际驱动效应,并对不同经营状况和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经营状态较差的企业,其金融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经营状态一般的非制造企业则是逐利和避险的双重驱动结果;而经营状态较好的企业主要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从规模来看,小型非国有和大型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动机是风险规避,规模一般的非国有企业体现出逐利和避险的双重效应.通过模型估算的宏观影响因子,其总体趋势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为吻合.总的来说,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风险的增加,主导了实体企业的金融化.     

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

企业金融化在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领域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学者对企业金融化在审计领域的研究关注较少。以2010—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质量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在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即企业金融化通过增加业务复杂程度和审计风险,从而降低审计质量;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具有更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且连续审计中,其能更好地利用内部控制以应对企业金融化带来的风险;内部控制五要素中内部监督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而内部环境、风险评价、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均未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对审计质量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审计质量领域的相关文献,拓展了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理论边界,同时也为推行建立健全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品市场竞争、竞争地位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微观表现就是企业金融化,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所处的竞争地位无疑是影响企业金融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取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论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都会增加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企业竞争地位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关系中起到了反向的交互作用,而且竞争地位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配置金融资产,市场套利动机是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动因。因此,应降低行业进入壁垒和行业集中度,加强对企业融资后资金去向的监管,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提高实体经济活动的投资回报率。     

委托理财会导致企业“脱实向虚”吗？

近年来,大量非金融企业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趋势。使用上市公司委托理财作为企业金融化的表征变量,分析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双重差分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投资委托理财这类周期短、灵活性高的金融资产,会促进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渠道分析显示,委托理财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此外,当企业外部环境更好、内部治理水平越高时,委托理财对实体经济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鉴于此,对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监管部门不应采用“一刀切”的处理方式,而应针对不同的投资标的设定不同的监管规则,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基于技能偏向性视角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0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及其具体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改变估计方法、替换关键变量、调整控制变量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会通过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技能收入差距扩大化两个渠道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西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区以及高劳动收入份额地区的抑制作用更大。     

中国式金融分权何以加剧经济“脱实向虚”?——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视角

经济权力结构变革对微观企业行为具有不容忽视的引导效应。基于中国金融发展和管理逐步由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化的典型事实,根据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式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式金融分权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和异质性检验表明,金融分权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金融分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在高管持股比例和地区法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激励对金融分权加剧企业金融化起到了促进作用。鉴于此,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偏向,未来需进一步规范金融分权,优化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确保金融分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初探

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企业金融化已经成为一种广泛存在的趋势。实体企业金融化一方面推动了实体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及金融风险上升等问题。尽管实体企业金融化在短期内能够带来可观的金融投资回报，但从长远来看，其可能会对企业的高新技术研发资金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占，从而使企业的可持续长远发展产生一定的风险。因此，研究如何借助企业金融化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企业金融化现状对企业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有效的企业金融化策略，以促进实体企业的创新发展。     

实体企业金融关联与僵尸化风险——基于信贷资源获取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12~2019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关联诱发僵尸化风险的效应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关联对企业僵尸化风险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具体而言:银行关联通过影响信贷资源获取诱发企业僵尸化风险;但非银行金融关联以债券融资作为渠道的作用机制并未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企业同时具有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对企业僵尸化风险具有正向交互影响,但政治关联与非银行金融关联的交互影响不确定。因此,为防范企业僵尸化风险,应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完善金融体制,并进一步打破预算软约束和债务刚性兑付预期,以缓解企业政治关联对金融资源配置的负面干预。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的门槛效应

近年来,实体企业"弃实投虚"现象愈演愈烈,资产金融化趋势逐渐涌现,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企业效率分为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分别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二者的影响,并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是否受到金融资产流动性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综合效率和主业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相比短期金融资产而言,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考虑到金融投资决策受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不同融资约束下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综合效率间不存在融资约束门槛,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主业效率间会因融资约束的差异呈现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区间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监管层规范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及企业制定金融投资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现阶段劳资利益关系分析--基于经济金融化角度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金融化趋势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使得劳资利益关系呈现出“资更强、劳更弱”的格局。这一方面与货币独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化所带来的“股东价值”支配地位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也是形成劳资利益新格局的重要原因。此外，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对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长期存在也在促使了劳资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     

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无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函数的描述,还是最优资本结构理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都将对资本性投入产生影响,并将传导至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动态过程中。利用2009～2018年的上市公司数据构建研究样本,试图通过综合的理论分析与系统的实证检验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加速了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企业通过主动削减债务融资确保企业稳健经营。这种负向的资本结构调整现象在人力资本层次较低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地,行业波动性、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及资产可逆性较低的企业,劳动力成本对资本结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进行动机考察发现,高劳动力成本企业削减了债务融资后,股票的年度回报率显著上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不仅锚定于目标资本结构,还应部分归因于劳动力成本影响下的经营杠杆变化。     

增值税税率改革能否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税率改革是降低企业税负的重要措施，而这一举措能否遏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差异性投资收益率所导致的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不但事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更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以财税[2017]37号文、财税[2018]32号文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号文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7～2019年增值税税率改革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对非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域的企业治理效应更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弱化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促进经济“脱虚还实”，而对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影响效果不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能促使实物资本投资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增加，有助于优化企业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