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与小布什亚太安全战略的比较研究

亚太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区域。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太地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使得美国的全球战略逐渐地从欧洲大陆向亚太地区倾斜。在克林顿和小布什两届总统任期内,采取了有区别的亚太安全战略,如从“全面接触”战略到“遏制 合作”战略的转移,以及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顿时期的以人道、民主开路,以军事为后盾的克林顿主义,提出突出军事强权的布什主义。这一战略调整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美国霸权战略与军工、石油垄断财团利益

布什政府批准的21世纪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阐明了谋求全球经济、军事霸权的目标,提出了先发制人遏制国际对手崛起的战略原则。本文指出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并非是反恐战争时代的产物,而是在前苏联解体和国际格局出现失衡的情况下,右翼保守智囊酝酿成形的全球霸权战略,现在美国正将其发展成新帝国主义论和新罗马帝国构想。本文分析了美国石油、军工垄断财团的巨大影响,它们为追求经济利益推动美国全球战略演变的作用。     

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战略影响研究

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战略的国家安全创新定位,将加速美国主导、遏制中国科技创新的“联盟”出笼,并可能推动先进技术对华精准脱钩。同时,美国科技进步可能比以往更快,进一步抢夺新兴技术规则的制定权。基于这一战略的可能影响,通过阐述美国科技“举国体制”的提出,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创新基地”战略的国家安全创新定位,运用协同方法和网络思维,秉持整体主义与跨学科的理论协同,分析创新网络的演进规律、国家协同创新网络系统的运行机理和美国协同创新网络的特质,进而针对目前中国国家协同创新网络存在的不足,整体分析和提炼中国“国家协同创新网络-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策略。     

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亚洲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回归亚洲,亚洲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美国战略重心正在东移;欧洲国家更加重视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历史经验教训表明,综合国力强弱乃是大国兴衰并影响其所在地区实力和地位的基础。迄今世界权力和利益重心仍在西方,亚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实现亚洲伟大复兴任重道远。     

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

学界对权力是资源还是资源运用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这也是权力概念的模糊性所在。对权力的重新分类可以依据"资源"与"运用"的双重角度进行,权力可分为软性软权力、硬性软权力、软性硬权力和硬性硬权力四大类。以此为框架,作者分析了中国的权力资源、权力运用方式以及权力运用目的。通过与美国和欧盟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美国的权力战略是"全能-美国至上"型,欧盟的权力战略是"全能-后主权"型,中国的权力战略则为"吸引-防御"型。在权力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的权力战略重视吸引而少强制,重视防御而少塑造。中国的权力战略的继续改进表现在五个方面:优先发挥软性经济硬权力、重点提升软性软权力、逐步拓展软性军事硬权力、适度发展硬性硬权力和硬性软权力、继续秉持权力的对外防御功能并逐步扩大权力的对外塑造功能。     

论中美战略竞争

竞争既是国家间主要的互动方式之一,也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战略竞争则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21世纪,竞争是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机制。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中美战略竞争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公共外交的“高政治”探讨: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北大核心CSSCISSCI

公共外交的政治实质是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公共外交不只属于文化和传播学范畴,更属于国际政治学范畴。公共外交是国家运用特殊权力手段,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外交行为。作者分析了公共外交运用权力的方式,指出公共外交发挥其社会接触功能、适应相互依赖的新安全环境、丰富国家开展传统安全竞争的手段、巩固重要安全关系、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国内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功能,阐释了公共外交在国家海外利益扩展和保护、应对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和文化摩擦、推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特殊作用。从公共外交的政治基理出发,中国外交应当从多个方面推动外交的整体转型,其中包括对外国社会的有效接触、外交工作的价值观支撑、外交政策的政治传播分析和话语权掌控、外交博弈中的对内社会动员等,加快提升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国际经济合作等重大问题上的公共外交水平。     

多维度权力与网络安全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突破了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的治理并不是无中心的、去权力化的。在推动全球治理有序、有效实施方面,大国关系仍然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大国间协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此外,大国间权力的博弈从传统军事安全领域延伸到非传统安全领域之内,例如网络、太空、极地和公海。作者重点剖析了网络安全治理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权力的输出方式发生了相应变化。权力表现为制度性权力、技术性权力、解释性权力。在非传统安全的特殊情景之下,权力在制度、技术、规范三个维度上的值域都受到了突发性、不确定性、跨境危害性等独特的情景限制。只有综合性权力提高了,国家在网络安全治理的地域里才能有效保障自身权益。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的战略安排、外交对策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作者认为非传统安全研究可以适时从早期"扩展派"过渡到对单向度"后政治化"进行反思,通过兼容并发展传统战略思维中的核心权力观,给予非传统安全研究纵深、全面的发展。     

“超越接触”：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的对华政策辨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从讨论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逻辑与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入手,揭示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逻辑依据,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利益交汇错综复杂,虽然美国此次全球战略调整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明显,但美国并没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实施对华遏制;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本质上仍属"接触"的范畴,但在新的全球战略格局、亚太区域形势和中美双边关系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美国自身战略资源发生萎缩的情况下,它不是对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接触政策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其既有继承又有超越的"超越接触"。继承方面主要体现在:奥巴马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都希望从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获益;都对中国崛起保持防范心理和威慑姿态;都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展开全方位接触。超越方面主要体现在: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其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明显提升;对从中国崛起过程中获益的期望值明显增大;对华接触手段有所创新;军事威慑在对华接触中的作用大幅增强。     

大国崛起中“以经稳政”的限度、空间和效力——对“经济压舱石”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北大核心

在当前的大国博弈中,国家间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特定情形下不仅难以为两国政治关系保驾护航,甚至可能成为国家间矛盾的“导火索”。作者旨在探究当崛起国与霸权国进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崛起国“以经稳政”政策所能发挥作用的限度、空间与效力,就此提出分析框架对“经济压舱石”理论进行重构,并通过对典型国家案例的研究剖析国家行为背后的逻辑,总结崛起大国面对与三类国家关系时“经济压舱石”失灵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形:一是战略竞争阶段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二是地区主导权出现转移或松动时崛起国与区域大国的关系,三是崛起国同与霸权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亲密盟友的关系。相对而言,在崛起国同与其仅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之间,“经济压舱石”的有效性要高于三种情形,具有一定“以经稳政”甚至“以经促政”的余地。而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国继续策略性地开展经济外交仍具有较大作为空间,“以经促政”的效用明显。通过比较双边经贸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英德关系以及当前中国在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及周边大部分国家关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可以检验在大国崛起过程中“以经稳政”政策发挥作用的限度与效度,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施展空间提出政策参考。     

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若干思考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核心战略路径,它实质性地促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为此,要坚持对外开放的主体战略地位;致力于对外开放的观念创新,强调主权、安全与利益三位一体,坚持和丰富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创建利益共同体;同时要建构科学完备的国家战略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优化国家战略、完善国内开放布局,深化全球战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强化地区战略、主导地区一体化进程等。     

战略现实主义——中国大战略的一种选择

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应积极顺应21世纪的战略心理特质,贯彻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主义基调,在知晓自己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的基础上,避免冒险政策。在21世纪,中国国家大战略仍须把握安全、发展、和平和正义这几类核心价值,特别是坚持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不动摇,规划好力量运用的方式与力度,即坚持一种战略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大战略观。战略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在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变化的情势下,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内向型关注,鼓励以健全的外交政策来支撑长远的国家利益。尽管战略现实主义遵循着自助的逻辑,以安全和强盛为根本价值追求,以谋划和维护国家利益为首要出发点,但它并不主张鲁莽地卷入国际权势大争斗,而是要求明智地使用权力,通过优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定地推进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实现。从外交哲学意义出发,战略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在21世纪基本取向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对具体政策的精确概括。     

全球金融变革与中国国际金融战略构想

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美国的金融模式亦面临严重挑战。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需要大国金融的支撑。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构建新的全球性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是新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形成的前提,而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大发展则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商业银行服务营销战略透析——以中国银行为例

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受信度受到质疑。我国的商业银行受此冲击强度较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战略眼光和营销运作的成功。本文从营销战略的角度，结合中国银行服务营销的运行状况，对中国银行发展走势及营销战略进行深度透析。     

基于全球价值网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以绍兴纺织业集群为例

在全球金融危机二次探底的背景下,成功嵌入全球价值网将对我国产业集群转型和战略升级提供强劲动力.文章以绍兴纺织产业集群为例,基于全球价值网理论,深入分析了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现状和问题,并结合本地的综合比较优势对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国际化发展进行了剖析.最后结合绍兴纺织企业自身的优势和特点,提出在全球价值网视角下促进传统纺织产业集群升级的对策.     

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与走势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世界与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走势如何,如何找准中国定位并制定相应策略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今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也为进一步拓宽并延展中国自身经济转型研究提供思路和分析。     

全球智能制造产品贸易的新格局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

为系统分析当前全球智能制造产品贸易发展格局,塑造我国智能制造产品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文章基于2010-2019年80个智能制造产品主要贸易国的多边贸易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现阶段智能制造产品世界贸易发展态势及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智能制造产品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的网络密度和互惠性较强,在全球智能制造产品贸易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程度较高,且聚集系数的结果近年来呈现出上升趋势。当前全球智能制造产品贸易存在明显的"去中心化"发展趋向,我国逐渐成为智能制造产品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极。并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旨在增强我国智能制造产品贸易竞争力与话语权的实践策略。     

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加剧了我国就业压力。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应建立和启动失业预警系统;加大对社会组织吸纳就业的政策干预;积极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     

论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性

从双边“资本依存度”、双边资本流动结构以及双边资本循环对两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这3个方面来看,中关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中国对美国金融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金融的依赖程度。中国对美国金融的过度依赖是从货币依赖到金融市场依赖以及金融政策依赖的复合型依赖。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对美国金融的依赖从而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