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金融生态的有益探索--评《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是金融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制度变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有银行脆弱性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国有银行脆弱性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制度根源何在,如何预防和化解,中国目前仍缺乏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因此,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最近,区域经济研究院陈华博士的新著《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问世了,该书是一本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专著,令人为之高兴.     

国有银行改革:传统观点和一个全新视角--基于金融脆弱性理论的实证分析

关于国有银行问题的症结,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本文首先对具有代表性观点进行了分析,然后运用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从金融稳定角度对国有银行脆弱性状况进行了综合测度,发现我国国有银行体系异常脆弱。并对其成因进行了量化分析,实证研究没有支持银行治理观、市场结构观、增量改革观和外部冲击假说,也没有支持传统的经济基本面决定观。处于转轨时期的国有银行体系脆弱性可能更多来源于制度层面而不是市场因素、银行行业因素和宏观经济层面。公有产权制度和政府行政金融控制是否是国有银行脆弱性的根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对于外资银行化解国有银行金融脆弱性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和推动力量，金融稳定也成为经济稳定的先决条件。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占据着金融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如今我国加入了WTO、并承诺在2006年12月之前向外国全国开放银行业，取消在竞争方面的各种限制，届时国有银行必将面临各种冲击与挑战。所以，研究国有银行体系脆弱性问题，并思考其对策迫在眉睫。     

国有银行化解不良贷款的制度性障碍

近年来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 ,困扰国有银行的最大难题是不良贷款的大量存在 ,且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究其产生缘由 ,众说纷纭 ,探其化解途径 ,各抒已见。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大量存在是国家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要彻底化解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只是就贷款论贷款 ,在操作技术上作文章是不够的 ,要治本必须从其制度方面分析研究其化解过程的障碍机制 ,寻觅排障之路径 ,以其实现信贷资金良性循环 ,达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一、不良贷款化解中的制度性障碍新制度主义制度认为 ,制度既是行为规…     

正确处理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地方化倾向

近年来,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地方化倾向日趋严重,不仅对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换产生不利影响,也弱化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地方化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根源和复杂的体制背景。 从总体上说,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地方化,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在经济转轨之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不存在分支机构的地方化问题;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立之后,     

国有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实证研究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其稳健与否事关我国金融稳定和金融发展。本文以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银行体系的特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Logit模型对影响我国国有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宏、微观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权激励、市场竞争与超产权论——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演进逻辑和展望分析

超产权论在传统产权理论的基础上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在转轨经济时期,我国国有银行遵循"先竞争后产权"的改革逻辑,这是对超产权论的灵活运用,目前我国国有银行进入产权改革阶段,国有银行上市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在金融开放的形势下,应该将重点放在完善银行治理结构,培育真正的金融企业家等方面,同时继续增强银行业的市场竞争环境,积极创造条件放宽对民营银行的限制。     

转轨时期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演进——一个基于东西部金融组织差异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金融制度的变迁是转轨时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东西部金融结构和金融组织的差异性很大。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中,经济增长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但西部的经济规模反过来又难以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则很难赶上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这对转轨时期金融制度的]进进程造成了很大障碍。本文从金融制度变迁和组织成长的关系出发,通过理论范式进行推],并利用实证分析比较东西部金融市场组织结构及其绩效,深入剖析西部金融市场组织结构特征,揭示影响西部金融市场组织成长的因素,从而找到加快发展西部金融市场有效途径,并试图找出转轨时期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线索。     

金融监管、最后贷款人与存款保险相关制度安排

银行内在脆弱性是其风险产生的根源,而中国国有银行脆弱性是一种体制脆弱,是由既有的制度安排及合约关系所决定的。制度安排与合约关系不同,国有银行脆弱性的程度就不同。本文基于存款保险视角,主要从金融安全网制度缺损探寻国有银行脆弱性。完善金融安全网相关制度安排包括:金融监管、最后贷款人与存款保险相关制度等。     

中国金融制度的演进和制度变迁: 一个长期视角

中国金融制度的演进与制度变迁是总体制度结构演进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和整个渐进转轨改革逻辑相关。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本文力图从一个长期历史的视角去考察中国金融制度的演进和制度变迁，从而揭示和解释建国后中国金融史的变迁轨迹。     

基于熵理论的金融脆弱性分析

文章将热力学中能量和熵的理论引入金融体系，提出金融熵的概念。通过对金融能量的耗散和金融熵变的分析，阐释了金融脆弱性，指出金融脆弱性是由金融熵增所致。通过对金融熵增的因素分析，指出降低脆弱性的有效途径是发挥金融系统的自组织功能，以及从系统外部环境引入负金融熵流。     

论我国国有银行体系的单向恶性循环

本文从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困境,指出我国的金融现状是处在"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单向恶性循环状态。本文也证明了这种单向循环是经济上无效率的。国有银行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银行没有进行彻底的商业化改革,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国有银行自身问题(内部约束)的解决有待于外部制约的改变,政府应该最终从对国有银行的全面控制中退出,从而结束"政府——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单向恶性循环状态。     

国有银行改革的误区与策略

上市是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有效途径,上市能解决银行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是国有独资银行改革中认识上的两大误区。国有银行改革应从金融市场环境的改善和金融产业结构性优化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应改善体制环境,强化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通过银行透明度原则的实施,迫使银行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时,要完善银行内部及整个金融系统风险防范体系。     

金融脆弱性理论与银行不良贷款的研究发展

我国的金融体系运行主要以间接金融为主，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金融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银行不良贷款，所以研究金融脆弱性和银行不良贷款的发展状况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金融脆弱性的概念，然后就关于金融脆弱性理论与银行不良贷款的研究发展做了简要的综述。     

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与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制度经济学范式为框架,从历史的视角出发,结合制度变迁中的目标函数导向和约束条件限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探讨市场化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的脆弱性问题。最后得出现阶段改革过程中应该采取的应对国有商业银行脆弱性的措施。     

美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在金融脆弱性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美国金融体系和次贷危机特点的金融脆弱性测度模型,认为美国金融体系脆弱性主要是由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国际收支、金融监控和银行安全这四个主因子决定的.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2000年以来美国金融体系脆弱性指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最低点出现在2002年,随后逐年攀升;2008-2009年是次贷危机集中爆发和蔓延的时期,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仍有上行的趋势.     

辽宁省金融脆弱性研究

当前关于金融脆弱性的研究集中于国家这一宏观层面，对于省域金融脆弱性的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相对创新性的视角，在对金融脆弱性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辽宁省的金融脆弱性的诱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拓展规模较大的银行的非利息收益以提升银行盈利能力以及全力清除不良贷款是应对辽宁省金融脆弱性的可行策略。     

通过金融创新提高国有银行竞争力

金融创新就是通过对金融要素的重新组合，来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它包括产权制度创新、经营体制创新、组织体系创新、市场结构创新、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监管创新、技术创新和队伍创新等内容。应当说，金融创新是国有银行竞争力的源泉。在国有银行经营较为困难的情况下，金融创新应突出以下五个方面的重点：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利益集团活动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已经落后于整体经济结构的市场化转轨进程。表现为金融体系不能为新兴民营经济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限制了民营经济发展,并间接促进了非正式金融活动的繁荣。作者尝试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解释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长期滞后。     

中国股市的脆弱性与对策思考

本文运用金融脆弱性的基本原理,对我国股市脆弱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其产生原因作出理论解释,并从微观、宏观两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