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期劳动力需求均衡点原则新议

短期劳动力需求模型是短期成本分析的一个元素,理应遵循短期成本分析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但由于劳动力资源以个人为单位,劳动力投入量以间断的点为自变量,在均衡点的选取上如果遵循原有模型的标准会稍有疑难.本文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新议.     

工作搜寻成本及信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的理论分析

本文从工作搜寻理论的两个模型入手,分析了工作搜寻成本及信息对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这两个模型都揭示了较高的工作搜寻成本及信息不充分会损害求职者的福利,降低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严重时甚至导致劳动力市场失灵。最后,本文利用这两个模型的结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从信息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劳动市场从业率影响的动态弹性分析

汇率的变动对宏观经济会产生系统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直接影响一国劳动力市场的从业率.本文通过建立汇率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从业率变动之间关系的动态弹性模型,实证分析得出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从业率的短期动态影响.该短期影响显著表现为动态的负向冲击,即本币汇率的上升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岗位创造,从而降低了劳动市场的从业率.     

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转移模式与地区差距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地区效率差异和劳动力迁移成本的两部门两地区模型,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福利效应及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地区效率差异以促进产业转移,或降低迁移成本以促进劳动力流动,都可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并提高经济总体产出;由于劳动力迁移成本异质性,低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产业转移,而高迁移成本劳动力偏好劳动力转移政策,因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两类政策不能相互替代;当工业化水平提升或地区效率差异扩大导致劳动力流动需求增加时,如果不进一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地区间收入差距会扩大,从而形成劳动力迁移与地区差距扩大同时发生的“谜题”。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两类思路并不存在内在逻辑冲突,不应将二者对立,需要采取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和提高欠发达地区发展潜力相结合的措施。     

“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二元经济的人口流动模型

本文以二元经济论的人口流动模型为基础，综合我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针对当前的“民工荒”现象，采用“托达罗式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劳动力流动的短期模型，并分析了对模型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而解释“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与产业结构升级

对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多从成本视角进行分析,从收入—消费视角研究两者的量化关系缺乏。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文章构建了分析劳动力成本、消费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并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对居民消费需求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过推动消费规模扩张和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推动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政策含义是,经济新常态下应顺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形势,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深圳实施面向消费者退税政策的可行性探索

随着国外以面向消费者为中心的离境退税、离岛退税及短期免税政策的兴起,我国的退税政策也开始从以企业为重点的出口退税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购物免税政策。深圳作为全国经济特区,当前正处于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粤港合作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刺激内外消费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及相对紧缩的投资政策等问题日益突出,深圳很难继续依赖传统模式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短期退税政策"为深圳发展转型提供了突破口。     

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西部地区农户的借贷为基本研究对象,结合有关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信贷需求情况,并用Probit模型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农户具有广泛的金融需求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较低,其对利息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借贷以短期、小额为主,用途兼有生活与生产性、但以生活性为主,借款未归还的比重较低。人口、劳动力、学生人数、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收入、家庭储蓄水平、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距正规金融机构的距离、信用社是否对农户的评级、农户所在地是否存在有息借贷等指标,是影响西部地区样本农户是否具有金融需求的显著因素。     

全球视野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汇率、劳动力调整成本与就业

将劳动力调整成本引入贸易模型,可分析经济开放条件下就业面对汇率冲击的调整过程。利用动态面板等方法对中国采掘业和工业33个部门1998—2009年汇率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和汇率波动降低就业汇率弹性,较高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就业对汇率的弹性,较高的生产率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劳动力调整成本通过限制就业流动降低了就业汇率弹性,并且对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的影响大于高劳动生产率行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

阐述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框架:农民"想出去"、"出得去"、农民知道"往哪儿去"、农民能够"进得去"、"住得下"、"住下去"、"放心住下去",并在劳动力转移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财税政策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助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财政投入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增加能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的基本公共服务;以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新农村建设的劳动力成本因素分析

我国是农业经济大国,农村人口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对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要了解我国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经济成效,首先就必需了解新农村建设中的劳动力成本。因而分析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成本、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利用的成本及农村劳动力市场建构的成本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成本的因素。     

中心城市商务成本比较分析——一个国际视角

本文以商务成本框架为基础,以世界发达国家及中心城市商务成本为参照,测算了我国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商务成本,并与国际中心城市商务成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商务成本最重要的因素。本文认为,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从而具有一定的商务成本优势,但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商务成本要素并不低。因此,我国可以适当提高工资水平,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同时要降低其他影响投资地选择的成本因素。     

深圳实施面向消费者退税政策的可行性探索

随着国外以面向消费者为中心的离境退税、离岛退税及短期免税政策的兴起，我国的退税政策也开始从以企业为重点的出口退税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购物免税政策。深圳作为全国经济特区，当前正处于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粤港合作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刺激内外消费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及相对紧缩的投资政策等问题日益突出，深圳很难继续依赖传统模式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短期退税政策”为深圳发展转型提供了突破口。     

单位劳动力成本、汇率变动与出口的互动关联研究——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的分析

基于我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汇率风险与我国出口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出口存在双向抑制作用,即工资上涨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张,出口也无法促进工资增长率的上升,但出口显著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汇率变动对出口脉冲响应函数值正负交替,呈现出不确定性,出口对汇率变动产生了超调现象;我国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且出口也能通过收入效应和汇率两条路径影响进口;产出对出口的影响关系呈现不确定性,但出口可以带动产出。在方差分解中,单位劳动力成本变量对出口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是导致我国出口变动的主要因素,汇率变动对出口的短期解释能力较强,进口在长期解释能力较强,产出在三个不同时期解释能力基本一致,但出口对其他变量的解释能力普遍较低。     

要素成本与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研究——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2011年中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对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与招商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内资招商规模正相关,与外资招商规模负相关,而土地成本和内、外资引资规模的关系均不显著。分区域回归后发现,中部地区内资招商对劳动力成本提升的作用更大、更显著,而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中部地区,土地成本和引资规模的关系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外资产业;利用产业集聚自我强化效应的作用机制,积极促进本地产业集聚;政府应加大转变职能的力度,努力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以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     

房价、劳动力成本与制造业区位布局:理论与证据

引入房价因素对新经济地理模型进行拓展,探讨房价变化对制造业区位布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合1999—2016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发现:房价可通过影响地区劳动力成本间接作用于制造业区位布局,且这种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房价低于门槛值时,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布局无显著影响;当房价高于门槛值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房价经由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的挤出作用只体现在中、低技术制造业,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挤出效应暂未显现。这为我国部分制造业产业内迁和转移的成因提供了较好解释,也为各地构建房价调控和制造业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启示。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劳动力成本黏性

产业竞争环境是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出现的新特点,本文以中国上市企业2001~2011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观层面产品市场竞争对微观层面企业劳动力成本管理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激烈竞争的产品市场环境会使企业采取更具黏性的劳动力成本管理战略。而且,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调整主要体现在普通员工,高层管理人员受到的影响较小。本文进一步考察微观层面企业特征对产业竞争影响企业劳动力成本管理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竞争压力较大、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在劳动力成本管理决策中对产品市场竞争的反应更加明显,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力成本黏性。本文还发现非国有控股企业在激烈竞争的产品市场环境下表现出更强的劳动力成本黏性。本文研究提供了产业竞争环境与劳动力市场相联系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入理解产业竞争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为相关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增强劳动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指导建议。     

工资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论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工资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理论分析结论表明,企业追求效率最大化情况下,母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负向影响效应,而劳动生产率却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效应。同时以中国为母国,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通过实证计量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有效验证,理论推导结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基本吻合。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抑制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劳动生产率优势却促进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汇率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不显著;国内资本成本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国外资本成本抑制着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业务;国外真实需求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汇率风险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福建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基于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福建省1978-2012年间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发展水平通过GDP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劳动力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和平均每人纯收入来综合度量。引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变量一阶单整条件下构造反映福建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并且在考虑了短期变动因素情况下,构造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即VEC模型。模型的结果显示出能源消费增加拉动了福建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源消费每增加1%,经济发展水平就会提高0.34%,并且在短期,能源消费增长率在t时期对前一时期的调整力度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