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础货币可控性与货币供应量可控性的关系

本文把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联系起来,研究基础货币可控性与货币供应量可控性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中央银行不能控制的基础货币随机波动对货币供应量可控性的影响部分地被货币乘数的随机波动的影响抵消,因此基础货币不可控并不必然导致货币供应量不可控.     

广义货币乘数研究

作者认为,货币乘数与信用扩张乘数并非同一概念,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一般说来,货币乘数分为存款货币乘数、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三种。本文即广义货币乘数。搞清基础货币的外延是准确计算货币乘数的必要前提。照搬乔敦广义货币乘数模型不妥,我国广义货币乘数模型的设计必须严格遵循广义货币乘数定义,并以我国基础货币的外延为依据。金融经济生活中的广义货币乘数,是中央银行实施宏观货币调控必须利用的媒介和手段。     

电子货币发展、货币乘数变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发展已经给传统的金融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给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本文以电子货币为视角,选取我国电子货币的样本数据及与货币乘数相关的变量,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电子货币与货币乘数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电子货币的存在放大了货币乘数的效应;(2)电子货币加剧了货币乘数的波动,致使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下降,从而增加了货币乘数的内生性;(3)货币乘数的变动加大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难度,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问题的实证分析

货币供给是否具有内生性以及内生性程度如何,关系到中央银行以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实证分析,从2001年第2季度至2011年第2季度的数据上看,我国货币供给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内生性。主要表现在:(1)货币乘数在短期内波动较大,极不稳定;(2)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即货币乘数在长期内也不具有可测性;(3)基础货币量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外汇储备和央行对存款银行债券变动的影响;(4)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乘数之间存在相反的变化趋势。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现存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银行的预算约束机制,提高再贷款的门槛;加强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监管;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的机制中,除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外,货币乘数也是重要的影响途径。与基础货币不同,货币乘数并不直接决定于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而是决定于存款货币银行和社会公众的行为。电子货币的流通,分别作用于货币乘数的若干决定因素,进而对中国货币供给的数量、结构和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作用与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根据中国货币供给和电子货币流通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分析

电子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的机制中,除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外,货币乘数也是重要的影响途径.与基础货币不同,货币乘数并不直接决定于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而是决定于存款货币银行和社会公众的行为.电子货币的流通,分别作用于货币乘数的若干决定因素,进而对中国货币供给的数量、结构和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电子货币对货币乘数作用与影响的分析框架,并根据中国货币供给和电子货币流通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基于动态模拟的中国货币乘数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通过3SLS分别对1994-2005年现金比率、超额准备金率、定期存款比率和储蓄存款比率进行估计，然后建立货币乘数动态模型。结果表明动态模型可以合理地描述我国自1994年以来货币乘数的变化态势。并通过反现实模拟和动态乘数，分析法定准备金率、利率和经济产出的变动如何冲击货币乘数。     

我国货币供应量内生性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变得日趋困难,基础货币与M1的相关系数、货币乘数与M1的相关系数变得不显著了,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起不到预期的效果,出现了所谓的货币供应量内生性的问题.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供给过程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不断增大,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了挑战。该文在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货币供给过程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先考察了1994年至2005年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特征,然后实证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供给过程两个环节即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影响,结论是: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基础货币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中央银行通过各种政策工具进行冲销,起到了重要的缓解作用;货币乘数仍然具有稳定性特征。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双层存款乘数框架下的货币乘数

主流文献关于存款乘数和货币乘数的认识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着易被忽视的缺陷,与实践逻辑也不完全一致。一是忽视了对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层面存款派生机制的考察,仅从商业银行-客户的层面分析存款乘数;二是将货币乘数中的“货币”界定为包含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在内的基础货币,夸大了货币乘数的分母,降低了货币乘数的倍数;三是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中央银行对单家或若干家商业银行的调控效应扩展到整个商业银行系统,过度高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功效。本文提出基于双层存款派生乘数的货币乘数理论,指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误区,将货币乘数中的“货币”界定为中央银行发行的“流通中货币”,重新梳理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实践中的货币乘数变化趋势。     

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现金的经济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新货币主义理论模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对支付系统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新货币主义基准模型上引入类现金（cash-like）的央行数字货币和私人货币，并重点刻画央行数字货币替代现金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本文发现，央行数字货币的引入将增加公共货币的收益率，使得消费者持有更多的公共货币。虽然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会挤出私人货币，但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会增加。流动性资产的增加将放松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并提高交易效率。与此同时，流动性约束的放松将促使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商品，商品的生产也会增加。鉴于本文模型，央行数字货币的使用将对支付系统和宏观经济产生正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应积极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和落地进程。     

货币层次及其乘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规范与实证分析方法,从我国资金管理的实际出发,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把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并根据我国的基础货币总公式,推导出与之相应的乘数公式。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推断:以现金发行制约信货规模的观点不能成立;中央银行宏观管理的重点是m_3;再货款和存款准备金政策是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

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BGT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利用OLS方法和2SLS方法及中国2000-2011年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央银行净国内资产变动的抵消系数高达-0.743,但中央银行反向的冲销操作同样十分有效,冲销系数高达-1.022。这不仅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的影响极其有限,甚至引起了货币乘数和物价水平的反向变化。事实上,净国外资产变动一个单位只能使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分别增加0.018个单位和0.098个单位,却会使货币乘数和通货膨胀分别下降4.095和1.098个单位。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都十分微弱,货币政策效应却很强。     

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我国货币乘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乔顿货币乘数模型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蓬勃发展,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规模扩张迅速,对传统的货币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给我国货币供给的管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章基于乔顿货币乘数模型,将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决定货币乘数因素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建立第三方互联网支付替代率、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的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我国货币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使我国狭义货币乘数减小,广义货币乘数增大.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创造体系的影响研究

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央行纷纷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试点工作。我国也先后在多地试行数字人民币"红包"实验,各界围绕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模式、信用基础及潜在影响展开了广泛讨论。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发行模式下,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形式的基础货币,其信用基础为主权信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将改变基础货币结构,并影响货币创造体系。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一是数字货币利率可成为重要的政策利率,强化对存款市场利率的影响;二是付息数字货币可能挤占存款准备金在基础货币中的份额,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率的敏感性将随之上升;三是央行可借用数字货币的可编程、可追踪特性,进一步提升对专项资金用途的把控能力。应稳步推进数字货币发行体系建设,通过开展宣传工作、完善交易机制、探索跨境数字货币交易等方式完善货币发行体系。     

虚拟货币与数字现金的关系问题探讨

数字现金是一种以数字形式存在而通过计算机网络流通的货币,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现金。虚拟货币并非数字现金,虚拟货币只是提货凭证,不具有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的本质属性,只能单向流通而不能自由兑换,只是约定货币而非法偿货币。     

扩大货币供应量的途径分析

解决总需求不足仅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够的,有必要让货币政策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即扩大货币供应量。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燕加基础货币,二是提高货币乘数;同时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乘数的影响机理及实证检验

货币乘数是货币供应理论的核心变量,当前金融环境下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越来越复杂。文章运用货币供给理论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借助VAR模型运用2000年1月至201 5年3月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货币乘数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货币乘数自身具有内生性,而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乘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冲击具有长期性。因此,应密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乘数的影响,相机抉择调控货币供给。     

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货币乘数视角

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不断扩大,对货币供应量以及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日渐加深。尝试构建引入影子银行体系的货币乘数模型,基于货币乘数视角分析影子银行信用创造对货币创造机制及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并运用2005年至2018年5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影子银行体系与货币供应量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且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会扩大货币供应量;而影子银行体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影子银行吸收存款比例、存款"流动性"及其预留扣减率的变化。     

货币职能、货币权力与数字货币的未来

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的实现是货币具有生命力的内生性前提条件,能否广泛地独立承担起价值尺度的职能是数字货币成为货币的重要条件。货币划分为社区货币、国家货币、国际货币和世界货币这四个层面,层面越高的货币其信用实现条件和支撑基础越复杂,不同层面数字货币的货币权力也有着不同表现。由于数字货币的币值稳定、信用载体和供给非中心化三者之间"不可能三角形"的存在,未来的国家和国际层面数字货币的供给形式一定是中心化的。社区层面的数字货币属于非主权货币,其难以取代和超越法定数字货币的货币权力。国际层面的非法定数字货币,具有超主权和非主权两面的属性,其必然与主权货币抑或法定数字货币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剧烈竞争,并具有法定化的宿命。虽然存在技术道德中性,但使用和掌握技术的行为主体具有道德非中性。所以,国家层面的法定数字货币比私人数字货币更具信用竞争优势,更容易解决"可信用"货币的问题,将在未来数字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还会成为主权国家维护货币权力的重要方式,也会带来新型的国际货币竞争以及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一定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