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与代理效率——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度量与分析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7～2010年983家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运用基于企业价值的随机前沿模型,直接对代理效率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结合产权性质考察了管理层持股对代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样本公司实际的托宾Q值低于其前沿价值Q*(即代理效率的损失)平均约为21%,约相当于损失潜在市场价值28亿元,国有与民营两类公司代理效率的平均水平没有显著差异;(2)整体上,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效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3)相比较而言,民营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对于代理效率提高更为显著,体现出更强的利益协同效应,国有公司管理层持股体现出更多的壕沟效应。     

产权性质、公益性捐赠与企业资本成本

本文试图探究产权性质、公益性捐赠与企业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选取我国2010年～2016年沪深A股814个公司年度数据进行研究,通过对样本的分析表明:企业公益性捐赠规模与企业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捐赠规模越大,企业的资本成本越能够得以降低。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加入产权性质这一变量,发现产权性质对上述关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通过对国有及非国有企业的分别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公益性捐赠与企业资本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这就意味着非国有企业可以通过积极捐赠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联关系,一方面,可以不断获取政府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企业的利润有所增长,降低资本成本。     

代理成本和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基于产权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CSMAR数据库2010—2012年深沪上市的A股数据,从产权性质视角研究代理问题和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结论表明:第一,全样本中代理成本和应计盈余管理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正相关;第二,代理成本和盈余管理的关系在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存在显著差异,且二者的关系在国有控股样本中更显著。本文对于提高公司的内外部监管,完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以及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大股东控制与现金持有价值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5—2010年3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大股东控制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间是一种近似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临界点为45%。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持有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回归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45%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大股东控制的壕沟效应占主导;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5%时,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不显著。没有证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性质会对企业价值发挥显著影响。     

产权性质、管理层持股与外部审计需求

以2010年～2012年沪深交易所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外部审计需求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差异.结果表明:整体来看,管理层持股有助于缓解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进而降低公司对外部高质量审计需求的意愿;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持股这种制度安排在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表征出公司对外部高质量的审计需求动机减弱,而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治理作用非常有限.     

增发资格、产权性质与财务特征

以1998—2007年符合增发条件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司资产规模越大,资产负债率越低,净资产收益率越大,增发中请越容易获得证监会的批准,而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增发申请能否被证监会批准并无显著关系。     

集团大股东代理问题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基于代理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大股东代理问题角度入手,分析了我国企业集团控股股东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自然人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比国有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问题。     

产权性质、所得税税负与企业价值

以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产权性质差异对其所得税税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带来的企业价值问题。研究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较重。进一步地,相比中央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有着更重的所得税负担;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所得税负担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而在其他地区,这种差异并不十分明显;按公司规模分组后,发现大型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税负高于小型国有企业。最后,非国有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减轻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而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税负的减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幅度较小。     

大股东监督机制与收购约束机制之间的冲突

在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中，大股东监督机制的有效性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它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我们基于大股东监督机制、经理人行为以及外部收购约束机制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建立模型，对大股东监督机制与收购约束机制之间的冲突进行具体分析，提出减少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冲突、发挥治理机制最大效用的基本思路。     

基于代理成本视角的企业理论

从代理成本的角度分析企业组织是现代企业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此对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综述。从企业产权的不完全转让关系出发,指出代理成本是企业组织治理问题中的重要因素,正是对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治理推动了不同企业组织结构的创新和演变。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并不必然导致企业经营的无效率或低效率,委托代理关系反映的正是一种在代理成本约束下的有效率的选择。     

农地产权的残缺和征地效率的损失

我国农地产权残缺是由对区位和时间属性的管制造成的,而采用产值数倍补偿法导致了征地效率的损失。同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说明宏观层面的调控并不能有效地限制征地热情,只有发挥微观产权主体的约束作用才能减少效率损失。     

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与资源的物权化选择

西部民族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其现代化起点低、进程慢,仍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借助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加快工业发展,应该成为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首要选择。要充分发挥西部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要走资源的物权化道路。完善中国的资源物权制度,充分发挥物权的激励功能,是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要素。     

我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之物权性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性质，究竟为物权抑或债权，在我国民法学界一直存有争论。本文结合我国新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认定家庭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的性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夫妻财产约定中的不动产物权变动

我国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将夫妻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地位并列,且规定夫妻约定财产制效力高于法定财产制,这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明确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其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在夫妻财产约定中,约定一方婚前财产,主要是房产,此类不动产婚后共有或者归对方所有时,是否须要履行物权变动程序,即对方对房产所有权的取得是否必须要办理完过户方能生效,以及出现争议时原所有权人是否可以行使撤销权。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论小区停车位及车库的归属——兼议对《物权法》第74条规定的理解

小区停车位及车库的归属,一直是物权法草案讨论过程中的焦点问题。《物权法》第74条首次从法律层面,对停车位及车库的归属作出规定。但是,《物权法》没有区分停车位及车库的不同形式,进行类型化的规定。针对停车位及车库的权属争议,结合土地使用权分摊规则以及容积率标准,对不同形式的停车位及车库所有权的归属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物权法》第74条中"其他场地"和"约定归属"的含义进行探讨。     

抢劫虚拟财产行为之定性探讨

对抢劫虚拟财产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势必放纵这种极具社会危害性的不法行为,使人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最具制裁力的刑法保护,这其实背离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而最终有违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精神实质。     

股东信息权制度的立法价值探析

由于所有权向股权的转换 ,尤其是信息不对称情形的客观存在 ,股东对公司的支配力弱化 ,从而危及股东利益的实现。赋予股东以信息权是克服股东支配力弱化的有力措施 ,对保护居于信息占有弱者地位的股东的利益 ,维系股东信心 ,实现股东其他权利 ,防止公司欺诈 ,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业主时代的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在中国不过短短20多年时间,它的行业变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其它相对成熟的行业,已经由“前业主时代”蜕变成“业主时代”,即使这样,对物业管理而言,不论是业主,还是物业管理的从业者,对它的理解和熟知程度也显得相对浅薄,尤其是对“业主时代”物业管理的缺陷和完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控制权性质、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研究

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只是围绕着某一特定的治理机制进行的。鉴于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因而这些研究总体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而且也很少涉及代理成本的直接计量问题。以经营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直接计量近年来成为学者研究公司治理和代理问题的新动向。本文在少数现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总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率直接计量代理成本,并结合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等因素,系统研究了董事会(含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持股、大股东监控和债务融资(包括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等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受到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的显著影响,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管理层持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而独立董事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未发挥出治理作用;大股东监控和短期债务融资在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研究还发现,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债务融资)的治理效用是显著的,而债务来源(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则是弱化的或恶化的,其存在不仅未缓和公司代理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从而为不同性质的债务融资安排的治理效率差异提供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