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为何会对企业执行不同的环境规制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多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地区出现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情况的原因及其地区差异,对环境规制在区域内部的差异性缺乏关注.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数据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匹配出的2010-2017年中国345个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 显示:企业的利润水平越高,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企业规模越大,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动态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主要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等三种途径影响产业升级,本文对上述产业升级路径的传导机制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总体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加快。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上应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并适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从而为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双赢
提供必要的政策思路和配套措施。     

分权视角下的环境规制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经济分权和环境规制地区差异,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间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发现:(1)当不考虑环境规制竞争时,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2)当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后,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以模仿策略为主的环境规制竞争会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产生了正向溢出,对邻近地区的累积溢出效应是对本地效应的将近4倍.(3)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东部地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东部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竞争并不利于区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政府间更倾向于采取差异化策略,而不是中西部地区的模仿策略.     

地区环境规制政策为何趋异?——来自省际贸易成本的新解释

本文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并构建一个区域环境规制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考察了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背景下省际贸易成本降低对区域环境规制力度差异的影响,并基于1998~2013年中国"省份-省份"地区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现行体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必然会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2)随着地区间贸易成本逐渐减低,发达地区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欠发达地区则会采取更为宽松的环境保护政策,地区间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会扩大;(3)环境规制竞争政策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效应。要改变这一困局,则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增长竞争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并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系统的垂直化管理。     

环境规制的技术进步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0—201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全国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基于地区层面的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为正面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为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验证环境规制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特征。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居民生活消费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9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截面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省域碳排放量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产业机构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消费和环境规制均是影响我国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且前者均与后者正相关;我国的自发碳排放量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各省市的自发碳排放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检验

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区域产能调节这一问题出发,利用2001-2016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双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区域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但该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约束;环境规制之于区域产能调节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特征;环境规制的区域产能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大于东部。     

环境规制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的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但这一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并无显著作用。但是,我国在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还应注意到不同区域间环境规制对创新活动影响的差异,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等,为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竞争力的影响:度量方法及研究进展

在界定竞争力的含义和度量方法的基础上,从不同政策工具的视角,对国外环境规制与竞争力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经验分析结论进行综述。在总结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环境规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1992-2008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竞争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的影响。结果发现,SO2减排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有正向影响,说明SO2的减排竞争将会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相反,工业COD减排对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存在不利的作用。这种不利影响不是由省际间环境规制竞争引起,而是由废水治理策略不当造成的。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表明,环境规制竞争并非是发展地方经济的"良策"。     

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在论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标准产业分类中18个两位数产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滞后3期的g＆D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有显著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g＆D支出增加0．19％,专利数量增加0．30％,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激励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得到部分证实。     

机场环境管制探讨

机场环境管制的重点是噪声和排放物污染。除直接管制外,收费是国外机场环境管制中应用得最多且最有效率的经济管制方式。我国除继续强化已有的直接管制方式外,还可以从收取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噪声费和排放物费、限制机场土地的使用、采取国际机场协会提出的短期和长期机场环境保护措施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机场环境管制。     

我国制造业环境管制的实证研究

从制造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政府对环境管制(ER)的两种形式:正式管制(FER)和非正式管制(I-ER),建立了环境管制均衡方程,并且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假设的影响制造业环境管制的主要因素:政府保护意愿、劳动密集程度、产业规模、经济外向度、产业国有化程度、科技吸收转化支出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国外关于政府环境管制问题的研究走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管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心开始从经济性管制转移到社会性管制上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和工作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从而,促使政府不得不重视环境质量管制。     

中国的环境效率与环境管制——基于1986-2007年省级水平的估算

环境效率是生产过程中潜在可实现的最少污染排放量与实际污染排放量之比,企业能否提高环境效率取决于环保投入的产出水平。文章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基础上估算了中国1986-2007年省级水平的环境效率,结果显示:中国的环境效率较低且增长缓慢,其中中部地区环境效率最低,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最高。目前的环境管制方式在东部较为有效,对中西部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环境管制不但要针对污染物当量,还要综合考虑企业的成本、利润水平等因素,才能更好治理污染。     

环境责任视角下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环境问题是影响我国生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而积极释放环境履责信号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则是企业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特别是在互联网传媒带来的网络舆论效应凸现的当下,媒介公众的外部舆论压力已成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新驱动力.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环境责任视角,探究公众、媒介外部舆论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作用机制,引入环保投资作为调节变量,构建相应理论模型,并以2012—2018年重污染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倒U型"关系;公众关注与媒介关注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在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存在替代效应;环境责任在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环保投资强化了媒介关注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的非线性关系,但削弱了公众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Corporate Lobbying, Regulatory Conduct and the Porter Hypothesis

Michael Porter, the influential Harvard management guru, has promoted the idea that compliance with stric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n afford secondary benefits to firms through improved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corporate morale and in other ways. Once these secondary benefits are factored, the net cost of compliance is argued to be lower than conventionally thought and may even be negative. Whilst environmental economists have rejected the Porter Hypothesis as being based on excessively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of the likely size of such secondary benefits the underlying ideas do enjoy significant credence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the context of a lobbying model of regulatory policy-making we argue that the EPA should change the way it conducts regulatory policy to take account of Porter's views – even if it knows those views to be misguided. The model serves to illustrate the more general point that fashions in management thinking can be expected to impact the optimal conduct of regulatory policy.     

基于博弈论的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政府规制效用分析

环境保护机制的缺失,使＂生态旅游离生态更远＂成为我国的尴尬现实。文章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订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政府执行有效监管,对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企业予以适当的惩罚,可以促使企业自觉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而证明政府规制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能取得很好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