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通胀目标中的资产价格考量——基于资产泡沫的视角

通胀目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中的关键变量。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大量货币投放下的低通胀率给政策规则的有效性带来重大挑战：传统以物价指数为测度的通胀目标不但已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开支的新变化,而且无法捕捉当前已不容忽视的资产价格和投资品价格对居民价格感知的影响。通过建立具有信贷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可抵押的资产价格泡沫引入通胀目标,可以考察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资产泡沫波动会抑制家庭消费,但有利于资金向生产部门聚集,促进实体经济生产;在通胀目标中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能够熨平泡沫波动、稳定经济;考虑资产价格后,泡沫波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得到降低,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宏观政策调控应注重资产价格对通胀水平的真实反映,结合形势需要稳定市场预期,灵活引导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资产经济”模式与世界经济不平衡

在全球化背景下,借助于总体宽松的货币环境及金融自由化,美国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长方式日益倾向于资产经济模式,其特征为资产(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消费持续扩张。本文阐述了美国资产经济模式的作用逻辑,并论证了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虽然短期存在维系机制,但长期却因过度消费引发(中国)过度制造,推高资源价格导致全球性通胀而不可持续。美国实行资产经济模式是本世纪初世界经济不平衡显著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其最终终结(房地产泡沫调整的开始),不平衡得到明显缓解。     

预算软约束与资产价格理性泡沫

文章将预算软约束引入资产价格理性泡沫的分析之中,在给出一个预算软约束情形下资产均衡价格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得出了资产价格理性泡沫的表达式.模型分析表明,当存在预算软约束时风险资产的理性泡沫为正;同时,风险资产对应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越大,该风险资产价格中的理性泡沫越大.     

近期中国通胀加剧的货币政策动因

本文着重分析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特别是通胀加剧的货币政策动因,认为在人民币存量已经偏多的条件下,三季度为了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下滑而再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了2010年9月份以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预期未来决策层将为遏制通胀压力而出台涉及面广泛的政策措施,但定量工具仍将是控制货币及信贷增长的主要手段。     

中国经济高增长与结构矛盾并存的原因与风险

当今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需求扩张措施拉动经济恢复到高增长状态,但笔者以为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所投入的产品结构与出口产品结构不同,因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需求扩张无法有效化解因出口下降所导致的严重过剩。出口部门的严重过剩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扩张,使得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和增长粗放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并产生资产泡沫膨胀等风险。财政金融政策的结构化是当前政策的必然选择。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的结构化,把需求扩大、过剩化解与结构升级协同起来,在保增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和动力激活起来,以加快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恢复和良性发展。     

局部性改革的逻辑:理论与中国农村市场发展和商业环境的案例

本文检验中国1945—1949年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是否存在价格泡沫,并据此考察理性预期路径的收敛性。结论认为通胀中含有显著的泡沫成分,尤其在样本后半期恶性通胀主要由泡沫所推动而脱离了市场基本面;由于泡沫成分的存在,理性通胀预期的路径并不收敛。经验结论还表明这一时期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决定的,预期价格上涨导致名义货币供给几乎同比例增长。这保证了政府的实际铸币税收益,也意味着通货膨胀和货币增长循环相因构成恶性循环。本文的方法为当前我国资产市场泡沫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能够“稳增长”吗?——基于含有市场预期内生变化的DSGE模型

本文通过在含有资产泡沫与融资约束的DSGE模型中引入市场预期的内生变化机制,弥补了以往研究只能将资产泡沫运动过程外生设定的缺陷,从而更贴近现实地回答中国是否可以通过推动资产价格上涨来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过程中,市场受乐观预期的驱动会显著增加资产的购买规模,并减少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融资约束收紧会进一步强化这一机制,导致更多资金"脱实向虚"。由此,推动资产价格上涨1%,反而会使经济产出水平下降约0.8%。第二,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并未推动产出水平上升,市场对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乐观预期不断减弱,转向悲观预期的倾向明显增强,资产泡沫破裂概率显著上升。一旦资产泡沫发生破裂而资产回归至内在基础价值时,将带来约7.5%的产出损失。因此,本文认为中国不应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作为"稳增长"的宏观调控手段。     

货币流入资产领域的实证及理论研究

基于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速数据,对“中国的货币之谜”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明晰了M2增速较快却未能完全由实际产出增长和物价上涨所解释的现状。通过采用混频向量自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货币进入资产领域形成“窖藏”的过程,并将货币、房地产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增量显著带动了商品房销售,但对通胀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家庭在货币供给增速提升时倾向于将房产作为安全资产,这一行为降低了货币需求并抑制了消费。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提高货币资金使用效率。     

资讯 人物

索罗斯：美国将拖慢全球经济的增长 金融大亨、慈善家索罗斯10月15日表示，美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累赘，并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资产泡沫。量子基金的创始人索罗斯在由《经济学人》杂志举办的一项讨论会上表示，全球经济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该增长必将是缓慢的。他指出，“美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累赘”。当谈到中国的时候，索罗斯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存在着一些资产泡沫。     

绿色经济、资产泡沫与最优政策：基于带有多部门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视角

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试图回答发展绿色经济与经济增长和家庭福利之间的关系,并求解对应的最优政策水平。通过构建包含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在绿色部门中引入资产泡沫,发现绿色泡沫的出现能够缓解绿色部门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带来绿色部门相对传统部门的规模扩张。但在一定的参数条件下,经济增速会下降,这取决于泡沫的信贷放松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同样,针对绿色部门的补贴政策也有可能使得绿色部门扩张和经济增速下降同时出现。随着家户对绿色部门偏好的增加,虽然最优政策水平下所隐含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下降,但是居民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框架也可用以讨论高质量发展和绿色经济的关系,以及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问题的分析。     

随机货币冲击下的中国经济波动研究——基于RBC模型

中国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现金先行约束.在真实经济周期(RBC)模型中通过现金先行约束引入货币冲击符合中国经济运行特征.笔者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框架内分析了外生货币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货币发行冲击主要影响消费、投资和通胀率的波动,而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产出、就业等)的波幅基本不变.     

中国经济增长与“后危机”时代的均衡调整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以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模式将延续传统增长动力,全年增长仍可维持在潜在增长水平之上。另一方面,强力的宏观政策激励后,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阴影挥之不去,系统性风险逐步加大,但不至于失控,2011年通胀风险在货币继续正常化条件下将有所回落。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表现出了一系列典型化事实,全球范围内金融货币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大宗商品的重新定义等,决定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再均衡的必然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均衡过程应该更集中在机制、体制和供给政策,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城市化和服务业的深度发展,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增长之路。     

2010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挑战与对策

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的超常增长,在很多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资产市场的泡沫膨胀,给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隐患。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保证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但也使经济运行中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如何增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这是央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变化趋势

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Wald系数约束检验,对我国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短期内,财政收支、货币供给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财政收支、经济增长是货币供给增加的Granger原因;但从长期看,财政收支、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因此,结合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通胀预期的实际,应将财政政策与货币供给政策配合使用,即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要搭配,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要相搭配。     

新疆能源约束对经济增长阻力的实证分析

能源约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阻力,本文基于罗默的“增长尾效”分析框架,选取新疆1990～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疆经济增长对于能源消费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能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力为11.88％,新疆应该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控制人口数量和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等方面来减少能源约束对于经济增长的阻力.     

中国的金融体系:运行方式和改革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人均收入也有了明显增加，80年代末－90年低初虽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最终都得以抑制，其后出现的通货紧缩，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的下降，也都得以克服，计划经济向货币经济过度的关键一步是以货币预算约束取代计划来建立经济的内在联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中国当前的改革必须以国有企业和银行部门的重组为中心，只有密切结合这两个领域的改革，改革才会取得成功。     

2010年我国贷币政策的挑战与对策

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的超常增长,在很多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资产市场的泡沫膨胀,给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隐患.这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保证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但也使经济运行中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如何增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这是央行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个货币量值的宏观经济模型

本文以剑桥增长公式和收入支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基于货币量值变量的宏观经济模型,讨论企业行为模式和货币银行体系的融资约束如何决定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论证了在需求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中,宏观变量可能存在数个不同的稳定增长状态,其中一些是"刀锋增长路径",另一些则是经济长期收敛的对象.当前的投资资产比决定未来趋向于其中哪一个,而利息率、储蓄率和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改变这些稳定增长状态.最后本文根据以上分析给出了本模型的政策含义.     

内生货币和“中国之谜”:基于存量-流量结构的新解说

外生货币供给是主流理论分析的一个缺陷。本文考察了内生货币理论的起源、发展、争论和症结,提出一个基于宏观存量-流量结构的资产抵押和收入预期一致的内生货币假说,重新解释了货币数量论和收入流通速度。由此对M2/GDP的"中国之谜"提出新的解释:水平高源于高投资、高负债、低工资份额和低资本回报的增长模式;而持续上升源于增长数量和增长质量的不一致,在缺乏企业破产机制和资产价值重估的情况下,形成经济增长越快、居民储蓄越多而不良信贷越高的悖论,固定汇率制下的外汇占款大幅攀升恰好弥补了企业的现金流不足,并进一步造成M2/GDP畸高。     

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中国经济的下滑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低速缓慢增长状态,这也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和国际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刺激作用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效果,货币的大量投入使用只会带来"信贷泡沫"和企业债台高筑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