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红利“全民分红”的改革探析

2007年央企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结束了国有企业多年来只交税收不交利润的历史。国有企业是全民共同所有的企业。因此理应向其所有者——全体人民进行分红。然而,我国现行的国有企业红利分配依然没有走出"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制度框架,全体人民并不能享有国企红利分配收益。为此,必须明确国企红利"全民分红"的改革方向,并采取配套措施促进"全民分红"的稳步推进。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一直都是国企改革的工作重点,从历史视角梳理了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演进过程,对现行国企利润分配制度存在的利润上缴水平偏低、大量红利回流国企、国企红利分配的民生导向尚未确立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对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模式进行展望,应该扩大红利收缴范围且提高上缴比例,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红利分配模式,并且强化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刚性机制。     

国企红利分配的民生导向探讨

当前上缴的国企红利大部分流向国企内部形成体制内循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用于保障民生。制约国企红利扩大民生分配比例的因素主要有:民生分红比例的提高不仅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不利于国企经营利润最大化,而且不具备实现的制度安排。实现国企红利分配的民生导向,需要在完善国企红利分配制度安排的基础上优化国企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增强国企的盈利能力。     

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嬗变与模式探索

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渊源出发,对建国以来我国国企利润分配制度进行梳理。同时,在理论溯源中对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国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今国企红利分配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从中探索出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模式。     

国企红利征缴下政府与国企内部人行为的博弈分析

2007年中国开始实行国有资本红利上缴政策,终结了国企只纳税不向政府上缴利润的历史。但是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内部人信息的不对称,国企内部人必然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即将利润进行转移。运用委托代理博弈模型,分别考察了红利上缴前后,政府与企业内部人的行为。通过对模型最优解的分析,论证了国企红利上缴的必要性,发现在上缴比例扩大及企业内部人违规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政府收入成倒“U”型变化,同时国企内部人的利润转移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在国企红利征缴比例倍增的情况下,依据不同国企的经营状况,对不同行业征收不同的最优比例;另外降低企业内部人的薪资待遇,也能防止利润转移程度的扩大。     

关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与使用方向的理性思考

利润分配是企业资产所有权的集中体现,企业资产所有权决定利润归属。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拥有对国有企业经营利润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征缴后的国企红利除了满足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之外,还应向民生领域倾斜。应在理清国有资本及其经营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国企利润上缴责任制,不断推进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利润全民合理共享的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是我国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利润分配的比例及流向,不仅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型、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国企经营效益,而且对于促进社会公平,解决民生问题都有重大影响。本文探析了当前国有企业红利分配状况,指出国有企业应通过全民合理共享的利润分配方式,达到提高社会总福利的目标,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现代财务理论的中国国有企业利润分红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既是一个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调整全局的宏观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国有企业自身素质的微观问题。因此,合理的国有企业利润分红制度的设计,应当采用以资本成本估算为基础的利润分红制度,在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实力的情况下,保障政府股东合理报酬率要求的顺利实现。通过这样的利润分红制度,可以实现国有企业经营微观效用与宏观效用的双赢,真正实现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贡献。     

股票红利政策的理论及实证分析

股票红利政策的M－M理论以及CLIENTELE效应，指出上市公司的市值与其即期分红无关，不同的分红水平可以吸引特定类型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取决于其对上市公司的成长性预期而不是短期的红利要求，如果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过于飘忽不定则会使有选择偏好序列的投资者无所适从，上市公司应公布其稳定渐进的红利政策并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对上海股市的初步实证分析表明尽管目前尚无上市公司公布其长期红利方案，但理性的红利政策更有利于上市公司和投资者。     

国企财政分配关系的60年嬗变——制度变迁与宪政框架构建

囿于历史环境和制度非均衡,建国60年来,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利润分配制度反复试错。在此过程中,路径依赖与路径替代相伴相随,国家与国企一直未形成稳定规范的分配模式,影响了财政收支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基于国有企业面广量大的事实和双元财政的要求,应以税利分流为基础重构国有资本财政收入制度,并建立国企利润上缴的宪政框架,维持新制度的相对均衡,即高效的路径替代;从社会福利的视角考虑,红利应重点投向教育和国企的自主创新,实现国企和民生的正和博弈。     

国有企业海外上市所带来的思考

近几年来中国的特大型国有企业纷纷通过资产重组实现境外上市的目的，并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国企真正缺少的并不完全是资金，而是经营机制的转换。该文认为：海外上市的国有企业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科学把握马克思管理二重性 推进国企改革

随着经济活动市场化的发展,国企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增强.科学把握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的内涵,正确认识管理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准确理解管理在不同社会制度中的异同,对于我国深化国企改革,推动管理进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改进探讨——基于湖南省2006-2010年国企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国有企业绩效的评价一直是一个重点关注的课题。财政部等国家部委自1992年以来多次出台和更新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体系。针对现行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缺陷,为突出国有企业所需承担的经营责任和社会责任,运用德菲尔法和层次分析法改进了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湖南省2006-2010年国企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国有企业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南国有企业绩效总体水平处于良好水平,可挖掘的潜力很大。     

当前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形式及对策

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呈快速增长态势，每年至少流失800—1000亿。当前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表现是：重复建设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物资采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应收帐款、兴办“三产”和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应采取的对策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国有资产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规范企业采购行为，加快企业社会化改革步伐，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资产与财务管理等。     

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究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有企业是进行国有资产投资而产生的，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效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将有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是要按照“一个减少、两个规范”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要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国有企业资金不足的养老金债务问题研究

中国国有企业由于养老金资金不足的债务问题一直存在,导致公共养老基金的财政稳定性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代际核算是评估财政政策对两代之间的利益分配效果的长期影响的一种有效手段,其现值技术可客观测试养老基金的偿付能力和弥补预期养老金债务的隐含风险.对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养老金缴付情况的模拟分析,识别了代际间转移的规模,对于养老金计划财务报告、可选择的政策调整和受影响的股东群体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基于企业家精神理论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对中国国有企业来说,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更显重要,也是解决当前改革与发展困境的一个现实切入点。培育企业家精神要从提高环境自由度和继续深化国企改革两方面着手,建议政府要从精神文化层面弘扬创新精神,适时破除行政垄断,完善经济法制建设;从国企委托-代理关系层面,继续深化激励与约束机制改革,诱致企业家精神产生,实现国有企业效用目标并形成核心竞争力。     

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之比较与选择

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理论导向都存在思维片面性,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对立统一体。相关概念的争议误区,包括主权、治权与产权的混同化,"国"与"民"的概念教条化,国企—民企的片面对立化,国企功能边界论或国企反市场论,以及国企强势论—民企弱势论。相对于对立性的次要方面,国企与民企的统一性是主要方面。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并行不悖,国企与民企应互利共赢。     

国有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在产权、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改革。尽管国有企业整体上的经营效益、资产质量、影响力和控制力等综合绩效不断提升,但不同企业绩效迥异,不少企业的绩效水平与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尚不相称,距离社会期望颇大。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很多,相比生产、供应、销售等具体经营行为,公司治理、管控模式、产业布局与产品结构、研发创新、人力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关键、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