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归偏好、经济波动与增长的福利成本: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递归效用函数形式,使用可分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与跨期替代弹性、主观贴现率三个因素刻画了消费者的偏好结构,而且在消费流的生成过程被假设为AR(1)基础上,运用年度实际人均消费数据,估计了中国经济增长与消除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和跨期替代弹性参数取合意数值时,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比较接近于经济增长的福利收益。     

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从技术的推进到思想的拓展

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的早期量化分析认为,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成本微不足道,这一结论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本观点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研究的后续研究中,这一领域在技术和思想上不断推进,尤其是增长效应、危机效应等新的福利机制不断被挖掘出来,使得我们对经济波动影响社会福利的机制有了更深入了解,也使得早期结论受到相当的质疑.     

波动减缓增速视角省际经济波动福利损失研究

经济波动减缓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研究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新视角。经济波动不仅直接降低居民福利,还通过减缓经济增速间接降低居民福利。本文基于考虑波动减缓增速的拓展模型,使用1985—2007年省际数据测度经济波动对异质居民的福利影响。研究发现:各省份福利损失完全不同;所有省份福利损失明显大于已有研究结果,是采用基准模型测度结果的12—22倍;人口加权后地区福利损失存在显著差异,沿海福利损失超过内陆。为改善民生,须降低经济波幅,稳定政策应具有地区差异化特征,地方政府应以政策实施者身份介入稳定经济的过程;还需弱化居民消费波幅,重要政策手段包括提高并协调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构建风险控制系统、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的间接福利效应差异研究

本文将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速的负面影响引入福利损失模型,构建了量化经济波动对居民福利的间接影响模型,并采用1985-2007年全国以及28个省市区的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对异质居民在经济波动过程中承受的间接福利损失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波动通过负面影响经济增速给居民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间接福利损失,忽略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速的联系得到的福利损失估算值存在低估问题;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农村居民承受的间接福利损失都倾向于大于城镇居民。因此,为了切实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中国政府应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重视保持城乡差异化经济的平稳性。     

损失规避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

目前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均建立在基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基础上，而引入收入波动后我们发现：收入波动导致的福利成本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定义的偏好具有损失规避的特点，在比较温和的参数设定下，考虑了收入波动后得到的福利成本指标A在1．4％--13．4％之间，比此前各种技术方法得到的A值提高了1—2个数量级。采用中国转型期以来的统计数据，消除短期波动的福利效果等同于将消费的长期增长率再提高约0．25个百分点，这表明如能进一步稳定经济的运行，仍会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     

损失规避与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

目前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均建立在基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基础上,而引入收入波动后我们发现:收入波动导致的福利成本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本文定义的偏好具有损失规避的特点,在比较温和的参数设定下,考虑了收入波动后得到的福利成本指标λ在1.4%—13.4%之间,比此前各种技术方法得到的λ值提高了1—2个数量级。采用中国转型期以来的统计数据,消除短期波动的福利效果等同于将消费的长期增长率再提高约0.25个百分点,这表明如能进一步稳定经济的运行,仍会带来可观的福利提升。     

中国经济波动的新轨迹

本文对 1 998— 2 0 0 2年中国经济运行所出现的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稳定又较快增长的新轨迹进行了考察 ,尝试归纳了这五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库所增添的新内容 ,并通过国际比较 ,提出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能否走出一条在 8%— 1 0 %的区间平稳运行的新轨迹 ,以及相应地要牢记我国历史上多次经济过热的教训。     

收入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福利分析的视角

卢卡斯(Lucas,2004)声称,对收入分配的关注是经济学中最具诱导性和危害性的倾向之一,因为与改进生产的无限潜力相比,通过分配当前的产出来改进穷人生活水平的潜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必关心收入差距问题。文章认为,卢卡斯的论断无法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最优,较大的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福利水平具有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只关注经济增长而不顾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通过修正的模型和数值模拟发现,对于合理的偏好参数和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收入差距拉大的福利成本并非微不足道。因此,如果政府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那么也应该关心收入差距问题。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 成本的比较研究

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     

MARKUPS AND WELFARE COSTS OF BUSINESS CYCLES IN TURKEY

The paper, using a simple theory‐based measure of the variations in aggregate economic efficiency in a New Keynessian structure, analyses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fluctuations and estimates their welfare costs in Turkey during the period 1998–2009. The measure contains two components: a price markup and a wage markup. It seems that the latter mainly drives the fluctuations in Turkey. The paper also shows that inefficient fluctuations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do generate moderate welfare costs on average. However, the aggregate efficiency costs increase much more during deep recessions.     

中国信贷歧视的福利成本*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信贷歧视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信贷歧视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计算中国信贷歧视的福利成本。计算结果表明,信贷歧视大约会使整体社会的福利损失增加62%,其原因在于信贷歧视加剧了民营企业的产出波动并进而放大了通胀波动。本文进一步对比了不同货币政策下的福利损失,发现信贷歧视均会产生福利成本。据此,本文认为信贷歧视必须予以破除,从而消除信贷歧视带来的福利成本。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波动明显趋缓,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出现以及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制度基础、作用机制和作用工具的逐步完善。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就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制约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效能发挥的制度障碍,并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完整理论体系。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时变参数模型的经验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平稳化趋势有着显著的熨平效应,并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不断推进,这种熨平作用亦趋明显。TGARCH模型的深入分析发现三大产业对我国经济波动幅度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第一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几乎没有影响;第二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存在杠杆效应,而这种杠杆效应主要是由重工业带来的;但第三产业波动对经济总量波动存在明显的熨平作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及除五大类之外的其他服务业对经济波动的熨平效应最为显著,而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因其自身的波动较大,对经济总量波动的熨平效应较小。本文结论的政策性启示是,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化增长势头,必须进一步优化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WELFARE ANALYSIS OF THE VEHICLE QUOTA SYSTEM IN CHINA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welfare analysis of the vehicle quota system of Shanghai, China.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quota system leads to both welfare loss as a result of reduction in vehicle transactions and welfare gain because of less externality of auto consumption. The net effect depends on the shadow price of the marginal externality, the assumption of vehicle lifetime, and market conditions such as consumers' intrinsic preference for vehicles. Compared to a progressive tax system, the quota system is less effective in vehicle control but more efficient in improving social welfare.     

怎样解释中国经济波动： 基于BCA的分析

本文应用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BCA）方法,分析效率、劳动、投资和政府消费等扭曲性楔子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一个基本新古典增长模型,本文先从总量数据中估算出这些楔子的实现值,再分别将它们反馈到模型中以进行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只有效率楔子对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是最重要的。这个发现为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让经济冲击或经济结构因素产生全要素生产率（TFP）波动,借此来引起其他相关变量的波动;这样建立的模型等价于带有效率楔子的基本增长模型,因此能够解释总量数据的大部分波动,而它们揭示的经济波动机制更有意义。经济周期政策应该更加关注TFP的变动,因为能够影响TFP的政策措施才能更有效地作用于经济波动。     

中国债券市场的可预测性和分割性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债券市场综合收益、长短期债券收益差异、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收益差异的样本内和样本外可预测性。本文选取宏观、中观（市场）、微观3个层面27个变量以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生成6个主成分变量作为预测变量,发现中国债券市场综合收益率在剥离了特殊品种债券之后具有一定的样本内和样本外可预测性。基于主成分提取的预测变量的预测能力更强,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和市场层面指标都可以预测债市风险溢价。基于27个指标提取的第一主成分对期限溢价、场所溢价在样本内均有较强的预测能力,而样本外可预测性较差。本文结论表明,我国债券市场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影响,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在市场功能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两个市场的分割随着债券市场的波动而加剧。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NONTECHNOLOGY SHOCKS IN BUSINESS CYCL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ethod to identify technology and nontechnology shocks that permanently affect labor productivity and applies this method to data for the G7 countries. In most cases, whereas technology improvements have negative or weak effects on hours worked, positive permanent nontechnology shocks are expansionary. Permanent nontechnology shock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usiness cycles,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d account for 71% of a large reduction in Japan's detrended output from 1991 to 2002. Credit conditions are likely to be an important driver of variations in permanent nontechnology shocks.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比较

通过运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金融市场发展指标对我国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表现出绝对差异,而且相对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且在信贷资金运用效率上中部劣势尤为突出。回归分析也证明了金融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因此,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有利于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