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基于动力视角的研究

劳动力转移理论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力可能是农业收入下降或非农部门工资上涨。虽然都能促进非农就业,但这两种因素对土地市场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基于此,笔者考察了短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因非农就业动力而异。农业收入下降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抑制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抑制土地流转;而非农部门工资上涨拉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农户间比较优势发挥,促进土地流转。因此,非农就业市场与土地流转市场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关系。劳动力大量非农就业没有引发土地快速流转的原因可能是农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下降。     

转移距离、服务外包与农地流转——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证据

利用9省(区)农户数据,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距离越远,越能够强化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转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农户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使用替代变量法和工具变量法均证明了该结果的稳健性。农户异质性分析表明,高兼业程度农户的劳动力非农转移、体力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中部、东部、西部依次弱化的区域格局。另外,农户参与分工经济,进行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会显著降低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农户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农业劳动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农地流转三大要素市场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典型农业县域转出劳动力对耕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

在宏观分析劳动力转移及耕地流转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湖南省典型农业县域新化县为研究区域,抽样调查520户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家庭成员耕种为参照组,建立起各耕地处置方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影响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年龄、文化程度、非农就业技能、非农就业地点、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稳定性、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等是目前新化县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2基于因农往返成本、非农就业稳定性和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文化程度较高的外出劳动力会理性选择转包、出租、入股这三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3年龄越大、非农就业地点越近、非农就业收入较低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代耕这种进退自由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4年轻、非农就业技能越强、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愈完善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转让这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5政府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耕地流转的合理引导,形成有效的耕地转出、转入需求和通畅的流转渠道,可极大程度提高耕地流转效率。     

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

面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现象,本文在现有中国农村劳动者个体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阶段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的特征。以湖北农户跟踪调查为例,笔者具体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行业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分析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主要特点,然后分析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一个基本行为取向是家庭整体理性经济决策。第二,当前农户家庭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劳动就业行为选择。第三,农村家庭抚养负担将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决策行为。合理地减轻家庭人口负担是持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推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第四,不同地域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就业倾向各不相同,政府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合理的就业引导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组织化。     

外部冲击对贫困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分析——以金融危机中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就业为例

笔者使用3省6县24乡镇共计720户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情况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贫困农村地区仅有一半左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工作是在非农行业就业,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偏低.教育程度低、未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受到危机的负面冲击要大干教育程度高和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研究发现,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不仅非农就业参与率低,而且在危机期间非农就业受到的负面冲击也显著地比非贫困农村地区大.这对政府今后扶贫和在危机环境下如何瞄准脆弱人群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CHIPS 8 000农户数据

大量的劳动力流失使得以家庭劳动力为主体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系已经难以维持。构建具有现代农业特点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实现机器对劳动的替代。然而,现实中土地流转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流转速度仍然很缓慢。本文通过Probit模型对CHIPS2008的8 000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IV Probit和2SLS方法来回避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户家庭中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增大有助于提高农地流动的概率,但非农就业比对土地流转的正面作用会受到来自农业兼业化的负面影响。第二,与非农就业收入水平相比,非农就业稳定性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高,这揭示了城乡分隔体制下的中国小农经营与外国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化农场经营行为方式是有差异的。第三,养老和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农民家庭的后顾之忧,降低他们对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手段的依赖程度。但从具体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无城市户口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要比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因素更为显著。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高速公路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笔者使用农村村级和农户层面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显著变小,同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也有显著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低龄化趋势;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较高;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